董仲舒雕像戴的什麼帽子

㈠ 為什麼漢武帝重用了董仲舒的「儒術」，卻不重用其人

董仲舒的儒術是限制了漢武帝的權位，所以他的學術是可以借鑒的，但是人不能，皇帝比較不喜歡這樣的人，還有就是皇帝身邊是有一些人對他陷害。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徹底征服了漢武帝。此後，漢武帝把儒學推到了最高的位置。按照董仲舒的思想，他創辦了一所商學院，組織教育，提拔人才，選任官員，制定法律法規，並在政治、思想和社會中運用儒家思想。

漢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小思想，想對他施魔法。很難。你為什麼不把自己放在某個地方做你想做的事，這個董仲舒真的能夠一遍又一遍地做事情。他發展了一項獨特的技能:求下雨。在古代農業社會，莊稼是靠天氣收割的，所以如果不下雨，莊稼就有麻煩了。董仲舒有這個本事，可以從天上求雨。據說他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因為當時皇帝的祠堂發生了一場小小的災難，朱嚴復說董仲舒想藉此機會誤導和詛咒現任皇帝。這頂帽子可以扣上。漢武帝勃然大怒，剝奪了董仲舒的官職，將他處死，等待斬首。

㈡ 感士不遇賦原文及翻譯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原文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2)。余嘗於三餘之日(3)，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4),生人之善行(5)，抱朴守靜(6)，君子之篤素(7)。自真風告逝(8),大偽斯興(9),閭閻懈廉退之節(0)，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土(2)，或潛玉於當年(3)；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4)。故夷皓有「安歸」之嘆(5)，三閭發「已矣」之哀。(6)悲夫(7)！寓形百年(8)，而瞬息己盡(9)，立行之難(20)，而一城莫賞(2)。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22)，屢伸而不能己者也(23).夫導達意氣(24)，其惟文乎(25)？撫卷躊躇(26)，遂感而賦之(27)。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28)！稟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29)。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30)；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3)。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32)。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33)。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34)。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35)。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36)。淳源汩以長分，美惡分其異途(37)。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38).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39)。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40)。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4)。嗟乎(42)！雷同毀異，物惡其上(43)；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44)。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45)。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46)！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47)。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48)；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49)。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50)；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5)。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52)。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53)。悼賈傅之秀朗，纖遠轡於促界(54)。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55)。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56)。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57)；澄得一以作鑒，恆輔善而佑仁(58)。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59)；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60)；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6)！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62)。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63)。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64)。廣結發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65)；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66)；留誠信於身後，動眾人之悲泣(67)。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68)。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69)！蒼昊遐緬，人事無已(70)；有感有昧，疇測其理(7)！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72)。既軒冕之非榮，豈?袍之為恥(73)？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74)。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75)。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注釋

()董仲舒：西漢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著有《春秋繁露》等書。他所作的《士不遇賦》，收在《古文苑》中。

(2)司馬子長：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所著《史記》為不朽之作。又為之：又作過一篇《悲士不遇賦》。其殘文見《藝文類聚》卷三十。

(3)三餘之日：指閑暇之時。三國時魏人董遇常教學生利用「三餘」的時間讀書，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見（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裴松之注。

(4)夫：發語詞。履信：遵守信義。思順：不忘忠孝。《左傳?隱公三年》：「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周易?系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

(5)生人：猶生民。人，人類。善行：良好的品行，即美德。

(6)抱朴：胸懷淳樸.不失本真。（老子）：「見素抱朴，少私寡慾。」守靜：保持內心的平靜，不為外物所撓。

(7)篤（dǔ賭）素：猶篤志。志向專一不變。《三國志?吳志?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後漢書?張衡傳》：「必施厥素爾。」註：「素，志也。」

(8)真風：自然淳樸的風尚。告逝：消失。

(9)大偽斯興：虛偽之風盛行。斯：乃。

(0)閭閻：里巷的門，借指平民。懈：懈怠。廉退之節：廉潔謙讓的節操與禮節。

()市朝：指官場，朝廷。驅：馳驅競逐。易進：僥幸陞官，指靠投機取巧往上爬。

(2)懷正：胸懷正直。志道：有志於治世之道。

(3)潛玉：藏玉，指有德才而隱居不仕。當年：正當有力之年，指壯年。

(4)沒世：終生，一世。徒勤：徒勞，空忙。

(5)夷皓：指伯夷、叔齊和商山四皓。「安歸」之嘆：伯夷、叔齊隱居首陽山，曾作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史記?伯夷叔齊列傳》）商山四皓隱居時作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皇甫謐《高士傳》）安歸：歸往何處。即無歸處。

(6)三閭：指屈原。屈原曾任三閭大夫之職。「己矣」之哀：屈原《離騷》結尾說：「已矣哉！國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已矣：算了吧。即無可奈何之意。

(7)夫（fú扶）：表感嘆語氣。

(8)寓形：寄身。寓：寄，寄託。形：身形，形體。

(9)瞬息：一轉眼一呼吸之間，謂時間短促。盡：指生命結束。

(20)立行：指建立功業。

(2)一城莫賞：得不到賜爵封地。

(22)染翰：浸濕毛筆，指寫作。

(23)伸：伸述，表白。已：止。

(24)導達意氣：抒發性情意志。其：語助詞，表示推測，猶「大概」。

(25)惟：只有。

(26)卷：書卷。指董仲舒和司馬遷的《士不遇賦》。躊躇：原指猶豫不定，這里指反復思考。

(27)遂：於是。感：有所感觸。賦：抒寫，用作動詞。

(28)咨（zī資）：嗟嘆聲。大塊：大自然。受氣：意思是稟承天地自然之氣而萬物生。王充《論衡，自然》：「天地合氣，萬物自生。」斯：此，這。獨靈：最靈智，最尊貴、傑出。《禮記?禮運篇）：「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許慎《說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陶淵明《形影神?形贈影》：「謂人最靈智。」這兩句是說，承天地自然之氣而萬物生，為什麼唯獨人最為靈智呢？

(29)稟：承受。藏照：懷揣光明，即擁有智力。秉：持，具有。三五：三才五常的省略。三才：指天、地、人。《周易?系辭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五常：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所說常行不變的五項道德標准。垂名：留名。垂：流傳下去。

(30)擊壤：古代的一種游戲，這里指隱居。晉代皇甫謐《高士傳》：「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宋代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七引《藝經》雲：「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濟：救助。蒼生：指黎民，百姓。

(3)靡：無。潛：潛藏，指隱居。躍：顯達，指出仕做官。非分：不合本分。傲然：高傲自足的樣子。稱情：符合心意。這兩句是說，無論隱居還是做官，都隨順自然，各安本分，人們高傲自足。無拘無束。

(32)流浪：漂盪不定，這里指運行變化，猶「流轉」。徂（cú）：往，過去。物：這里指人。群分：指分為善惡不同的人群。相形：各自區別，互為對應。

(33)密網裁：捕魚的網織得很密。宏羅制：捕鳥的網羅張得很大。這兩句比喻統治者的專制制度和好佞之徒陷害忠良的陰謀詭計。

(34)達人：通達有見識的人。善覺：善於觀察形勢，容易覺悟。逃祿：逃避爵祿，指不做官。

(35)嶷嶷（nì逆）：高峻的樣子。影：指隱士的身影。汪汪：水面寬廣的樣子。聲：指隱士的聲音。這兩句是說，達人隱居於山水之間。

(36)軒唐：指軒轅與唐堯，相傳為上古治世之君。永嘆：長嘆。辭榮：辭去榮華富貴。

(37)淳源：清澈的水源。這里比喻淳樸的道德風尚。汩（gǔ古）：水流動的樣子。長分：指水源流到遠處就分支了。美惡：美善與邪惡。作：出現，產生。

(38)原：探原，推究。百行：各種行為。攸貴：所貴。莫為善：莫若行善。

(39)奉：遵奉，奉行。成命：既定的.命令。這里指命運的安排或自然的規律。師：師法，效法。

(40)發：顯現，指行為表現。生：這里有「樹立」的意思。鄉閭：鄉里。

(4)推：以，憑借。顯：顯達。矯然：虛偽做作。祈譽：祈求榮譽。

(42)嗟乎：感嘆之聲。

(43)雷同：人雲亦雲；相同。《禮記?曲禮上》：「毋剿說，毋雷同。」鄭玄註：「雷之發生，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楚辭?九辯》：「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毀異：誹謗異己，即抵毀不同於己見之人。物惡（wù務）其上：世人憎恨那些才能超過自己的人。物：指人。《晉書?袁宏傳》：「物惡其上，世不容哲。」

(44)妙算者：能預見先機之人。謂迷：被認為是糊塗。雲妄：被說成是狂妄。

(45)坦：坦誠，坦盪。至公：最公正無私。無猜：對人沒有猜忌。卒：最終，結果。以：因。

(46)瓊（qiong窮）：美玉，比喻貞潔。蘭：蘭草，比喻芳香。亮：明白，了解。

(47)炎帝帝魁之世：指傳說中上古太平的時代。炎帝即神農氏，帝魁為黃帝子孫，皆為上古治世之君。張衡《東京賦》：「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

(48)祗（zhī支）：恭敬。三省（xǐng醒）：每天多次自我反省。《論語?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49)庶：希望。進德以及時：修治德行，等待施展抱負的機會。不惠：不順利。

(50)愛生：指愛盎（《史記》作袁盎，此本《漢書》），字絲。漢文帝時任中郎將。晤言：當面說話。指愛盎向漢文帝當面推薦張釋之。（事見《漢書?愛盎列傳》）張季：名釋之，字季。據《漢書?張釋之列傳》載，張釋之擔任騎郎（管理宮廷馬匹的小官），十年不得提升，經愛盎向漢文帝當面推薦，文帝任釋之為謁者僕射（當皇帝掌管傳達的長官），後任廷尉，處事多得當。蔽：指被埋沒。

(5)愍（mìn敏）：哀憐，憂病。馮叟：指馮唐。叟是對老者的稱呼。據《史記?馮唐列傳）載，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漢時地名，今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一帶，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區）太守。他愛惜士卒，優待軍吏，匈奴遠避。一度匈奴進犯，魏尚親卒車騎阻擊，大勝。因報功的文書上所載殺敵數字與實際不符（相差六人）而被削職。一次文帝過郎署，同郎中署長的小官馮唐談起此事，經馮唐代為辯白，文帝即派馮唐前往赦免魏尚之罪，仍令擔任雲中太守。而馮唐也因此被進封為車騎都尉。賴魏守以納計：是說馮唐憑借魏尚的事，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才得以升遷。

(52)僅然：幾乎，將近。這里是「勉強」的意思。知：知遇，指受到重用。曠歲：耽擱、荒廢了很長時間。

(53)審夫：確乎。夫：語中助詞。眩：迷惑。三夫之獻說：意為三人都說有虎。《韓非子?內儲說上）：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意謂人們常被謠言迷惑，信以為真。

(54)賈傅：指西漢賈誼。曾作長沙王大傅。梁懷王太傅。秀朗：才華出眾。纖：曲。遠轡：代指千里馬。轡：馬韁繩。促界：狹窄的范圍。

(55)董相：指董仲舒。曾先後任江都王相、膠西王相。淵致：學識淵博。屢乘危而幸濟：多次遇險而倖免於難。《漢書?董仲舒傳》載、江都王、膠西王皆驕縱，董仲舒為人正派，多次上疏諫凈匡正，忤逆王意而險遭死罪，後倖免。雖得重用，後來他怕久後獲罪，稱病辭歸。

(56)哲人：才智超眾之人。無偶：無雙。淋浪：淚流不止的樣子。袂（mèi妹）：衣袖。

(57)前王：指素王，即古代聖哲。《莊子?天道》：「玄聖素王之首。」疏曰：「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紊王，自貴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清海：猶明教。《後漢書。趙壹傳》：「冀承清海，以釋遙悚。」曰：同「幸」，乃，語助詞。天道之無親：用「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人》七十二章、《史記?伯夷列傳》）之意，是說天道對任何人都無親疏之分，但總將好運賜給行善之人。

(58)澄：清。一：指天道。《老子》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鑒：鏡，明察。恆：常常。輔善：幫助行善之人。佑仁：保佑為仁之人。

(59)夷：怕夷。投老：到老。回：顏回，字子淵，簡稱淵。早夭：見（飲酒二十首）其十一注(3)。

(60)請車以備諄（guǒ果）：《論語?先進》：「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顏淵死後，家裡無錢買棺材，他的父親顏路請求孔子把車子賣掉以籌辦。意思說雖然對老師不恭敬，卻迫不得己。槨：外棺，泛指棺。茹蔽而殞（yǔn允）身：《史記?伯夷列傳》：「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採薇（野萊）而食，最後餓死。茹：吃。殞：死亡。

(6)好學：指顏回好學。《論語?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行義：指伯夷、叔齊行義。事見《飲酒二十首》其二注(2)。

(62)若茲：像這樣。指顏回家貧早夭，伯夷叔齊餓死。斯言：此言。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語。虛陳：空言，徒說。《飲酒二十首》其二：「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與此處意同。

(63)曠世：猶曠代。絕代，世所未有。澀：阻滯，艱難。

(64)伊：語助詞，無意義。病：憂慮。

(65)廣：指李廣。西漢名將。結發：猶「束發」，指年輕的時候。從政：指從軍征伐匈奴。《史記，李將軍列傳》：「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廠「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廣結發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不愧賞於萬邑：是說李廣戰功卓著，封賞萬戶侯也不為過。李廣少時為武騎常侍，文帝曾說：「借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後李廣屢立戰功，匈奴畏避，呼為「飛將軍」。

(66)戚豎：外戚小人，指衛青（漢武帝衛皇後之弟）。元狩四年一次出擊匈奴的戰役中，李廣軍因失道誤期，衛青乘機責罰他，李廣悲憤自殺。竟尺土之莫及：竟然連尺寸土地也未得封賞。武帝時，征匈奴者多封侯，而李廣不得封。廣弟「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史記?李將軍列傳》）。

(67)身後：死後。動：感動。《史記?李將軍列傳》：「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語，見《論語?子路》）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xún旬，通「恂恂」，誠實謹慎的樣子）如鄙人（鄉野之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又：李廣「遂引刀自到。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68)商：指王商，字子威，西漢時人。盡規：盡力謀劃。拯弊：拯救弊端，改革弊政。言：語助詞，無意義。始順而患入：開始順處，而後遭禍患。《漢書?王商傳》載，漢成帝時，王商任左將軍，深受皇帝的信任；後任丞相，也很受尊重。然竟被王鳳、張匡等人以讒言相害，被罷相後，發病吐血而死。

(69)奚：何。良辰：指施展才能的良好時機。易傾：容易用盡，意謂很快就結束了。胡：為什麼。害勝：陷害才能超過自己的人。

(70)蒼?（mín民）遐緬：蒼天遙遠。?：天。已：止。

(7)有感有昧：有些理解明白，有些迷惑不解。昧：暗。疇：通「誰」。《尚書?堯典》：「帝曰：疇若予工？」

(72)濟意：成就意願，使本心得以滿足。累已：損害自己。

(73)軒冕：指高官厚祿。軒：達官貴人所乘的輕車。冕：官冕，官吏戴的帽子。《壓子?繕性》：「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之謂也。」《晉書?應貞傳》：「軒冕相襲，為郡盛族。」?（yù運）袍：在亂麻為絮的袍子，窮人所穿。《論語?子罕》：「子曰：『衣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子由也與？」孔子贊美子路，說他穿著破棉袍與穿輕裘的人站在一起而並不以為恥。

(74)謬會：錯誤的領會。指領會以上四句的內容。謬：謙詞。取拙：守拙，指隱而不止。歸止：解職歸鄉。止：語助詞，無意義。

(75)擁：抱著。孤襟：孤介的情懷。畢歲：終此一生。謝良價於朝市：拒絕以高價在市場上出賣。即不願應詔出仕。《論語?子罕》：「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yùn dú運讀，藏在櫃子里）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這里反用其意。謝：辭，拒絕。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翻譯

昔日董仲舒寫過一篇《士不遇賦》，後來司馬遷也寫了一篇《悲士不遇賦》。我曾經利用冬閑、夜晚和陰雨天等閑暇之時，以及在討論學習的空隙中，閱讀了他們的作品，深為感慨而哀傷不已。遵守信義，不忘忠孝，是人類的美好品德；胸懷淳樸，心地清靜，是君子恪守的素志。自從淳樸的風尚消失，於是虛偽之風盛行，廉潔謙讓的操行在民間漸被淡忘，追逐高官厚祿的僥幸之心在官場上日益泛濫。一些胸懷正直、立志治世之士，正當壯年而隱居不仕；一些潔身自好、節操清廉之人，卻徒勞終生。所以伯夷、叔齊和商山四皓都有「歸往何處」的悲嘆，三閭大夫屈原發出「算了吧」的哀怨。可悲啊！人生百年，轉眼即逝，建立功業十分艱難，卻得不到應得的賜爵封地。這就是古人慷慨揮筆，一再抒發而難盡其情的緣故。能夠抒發性情意志的，大概只有文章吧？撫著古人的書卷反復思考，於是深有感觸而寫下這篇文章。 可嘆承天地之氣萬物生育，為何這人類獨為萬物之靈！稟受神情意志而擁有智慧，憑三才五常之道而得留名。或居鄉野擊壤游戲以自樂，或出仕途拯救天下之百姓。無論隱居還是出仕，都合乎本分，各適其情。時光流逝往古之世成為過去，好人壞人漸有分別群體自成。捕魚之網密織而魚恐懼，捕烏之羅大張而鳥心驚。那通達明智之人善覺悟，於是逃避官祿隱居躬耕。高峻的山嶺中有隱士的身影，廣闊的河流上有隱士的歌聲。遙想遠古治世深深嘆息，甘居貧賤辭卻榮華虛名。清澈源頭長流分支，善惡區分不同路途。椎究各種行為中可貴者，莫若施行善事最可歡娛。遵從上天既定之命，效法聖人留傳之書。忠於君主孝敬雙親，鄉里再把信義建樹。憑真誠之心獲得顯達，不虛偽做作祈求名譽。可嘆哪！人雲亦雲誹謗異己，憎恨別人在己之上；把聰明之人說成湖塗，將正直之士視為狂妄。坦誠公正無猜忌，最終受辱遭誹謗。雖懷美玉握蘭草，徒然芳潔誰稱揚！悲哀呀！賢才不被重用，那是沒趕上炎帝、帝魁時的太平之世。恭敬修身獨自勤勉，反復自省哪能廢棄；願修治德行等待良機，但良機既至卻不順利。若非愛盎向皇帝面薦，想那張季將永被遮蔽；可憐馮唐年老官職卑微，憑諫魏尚之事才把官提。雖勉強可稱終遇知己，卻愁苦煎熬荒廢年歲。明知市上確實無虎，三人說有便受蒙蔽。可哀賈誼才華出眾，委屈駿馬局促狹界。可悲董仲舒學識淵博，屢遭危難而倖免一死。感慨哲人孤獨無依，淚流縱橫沾濕我衣。恭承前代聖王明明教誨，說是天道無私善者受恩；天道清澄可以明察，幫助善者保佑仁人。伯夷叔齊到老挨餓，顏回早逝家境甚貧；可傷請求孔子賣車以葬顏回，可悲伯夷叔齊食蔽終喪其身；雖然顏回好學伯夷叔齊行仁義，為何無論生死總是艱難長苦辛！如此報答恩德令人疑心，恐天道無私之說為空論。哪裡是世世代代沒有賢才，只是因條條道路皆被阻塞。古人所以感慨悲嘆，憂慮功名不得建立。李廣年少即從軍疆場殺敵，蓋世之功封萬戶侯也不愧；雄心壯心辱於外戚小人，竟然尺寸土地未得賞賜；真誠信義留在身後，感動眾人為之悲泣。王商竭力謀劃拯救弊端，開始順利而後禍患殃及。為何施展才能的良機易盡，為何陷害忠良的邪心焦急！蒼天遙遠，人事不止；有些明白有些迷惑，誰能探究其中道理！寧願守窮滿足心意，不想委曲損害自己。既然仕途艱險難得榮耀，難道破袍在身就算羞恥？領會實謬採取守拙，姑且欣然隱居避世。懷抱孤介之情安度此生，絕不出賣靈魂損我心志。

㈢ 博士服的穿法

這件衣服由三部分組成：長袍、方帽和頭巾。博士、碩士的長袍是黑色的，副學士的長袍是灰色的。學士袍，尖袖，正面不開；

大師袍，方袖，弧形袖口；博士袍，喇叭袖，胸扣兩側各有一條5英寸寬的天鵝絨邊，袖口也有三條平行的天鵝絨邊，顏色為黑色或其他顏色，是學科門類的象徵。這頂帽子是一頂方形的「牛津帽」，不同程度的人都可以戴。漂亮的流蘇掛在帽子的左邊。流蘇的顏色表示授予學位的部門。

學位級別的最佳體現是頭巾。它的大小和形狀隨程度而變化。程度越高，尺寸越大，做工越精緻。頭巾外層與長袍的黑色材質相配，內里部分折起並向外翻，採用大學代表色。天鵝絨貼邊顏色表示主題類別

學位帽

學位帽是方形的黑色。戴學位帽時，帽子的開口部分放在大腦後部的中間，帽子的頂部與佩戴者的視線平行。

流蘇

博士學位的流蘇是紅色的，碩士學位的流蘇是深藍色的，學校（學院）長帽的流蘇是黃色的。流蘇掛在帽子頂部的帽結上，沿帽檐自然下垂。

不授予學位時，在佩戴者戴的學位帽正面右側中間懸掛流蘇；在學位授予儀式上，學位授予後，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或校、院、院院長）將流蘇從帽沿正面右側移開。在穿著者的左前方中間，流蘇自然垂下。

學位評定委員會的主席、主席、委員（或導師）和獲得學位的人的流蘇都掛在他們戴的學位帽的左前側中間。

學術長袍

大夫的袍子是黑色和紅色的，師父的袍子是藍色和深藍的，校長的袍子是紅色和黑色的。自然地穿上學術長袍。不得在校服上增加其他服裝。

垂直布

布簾是一個帶蓋的三角形口袋，飾邊按文、理、工、農、醫、軍六類分別用粉、灰、黃、綠、白、紅等顏色標注。學術長袍外面穿掛布，頭披在肩背上，肩上攤開。扣在學術長袍的頂扣上，三角口袋自然掛在背後。垂布按文、理、工、農、醫、軍六類分別穿著。

(3)董仲舒雕像戴的什麼帽子擴展閱讀：

在中國古代，醫生的稱謂有多種含義。作為官方名稱，它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戰國時期，大夫的官吏都是一起設立的，據漢代官吏名錄記載：「大夫，秦官，古今之師」，如秦復生大夫就有高深的學問，尤其是在尚書。

漢文帝90多歲時，能口授《史記》28章。賈誼是西漢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18歲時就能夠背誦詩書。20歲時，他被文帝稱為醫生。董仲舒是漢代一位偉大的學者，從小就刻苦學習。他有「三年不看花園」的美感。由於學識淵博，他被景帝選為醫生。

秦漢時期，醫家以治書為主，承上啟下，准備顧問。秦始皇時代，有70位醫生。在漢代，大夫是一個官吏，有600塊石頭，職位多達10個。漢武帝採納公孫洪的建議，設立了五經博士，專門負責經書的教學。唐代有國子、太學、司門等大夫。

此外，還有法學博士、文科博士、數學博士和政府、州和縣的博士。他們都是教授，不是教儒學和經學的中央政府官員。

例如魏晉以後，一向精通禮儀的人是主管宮廷禮儀的太常大夫；精通音樂和舞蹈的人是主管宮廷祭祀的太郎大夫；精通醫術的人是外科博士、醫學博士；精通天文學、星歷、占卜的人是天文學博士、疏漏博士、李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掌管天國。文學、歷法、占卜等。

西漢、東漢以前，醫生是通過崇拜、推薦等方式選拔出來的。有一定的標准。正如《漢書·成帝》所說，醫生應該是「古今聰慧，老有所思，新有所知，通達民族風格的人」。東漢時，任大夫必須通過考試。只有精通《周易》、《孝經》、《論語》的人才可以推薦為醫生。

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種情況，從事某種職業的人也叫醫生。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食果》：「酒樓賣酒的地方叫茶、米、酒的大夫」，這種情況在江浙一帶比較普遍。

㈣ 從容廟廊,冠冕佩9文言文翻譯

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下面這個文言文閱讀題目，僅供參考。
閱讀下面的文言文，完成9～12題。
賈 誼
［明］李 贄①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製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系單於，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雲。」
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雙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
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為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雲，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為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體，真實切用何如耶？
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為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為。豈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余因讀賈、晁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為歌曰：駟不及舌，慎莫作孽！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餌，非疏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闊！何以用之？皤須鶴發。從容廟廊，冠冕佩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說。
（選自《焚書》卷五）
【注】①李贄，字卓吾，別號宏甫、溫陵居士等。明代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
9．對下列句子中加點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
A. 班固贊曰 贊：稱贊
B. 以移風俗 移：改變
C．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 措：辦到
D．三表五餌，非疏匪拙 疏：淺薄
10．下列句子中加點詞的意義和用法，相同的一組是（ ）
A．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雖世殊事異
B．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以勇氣聞於諸侯
C. 而欲明災異者何也／而母立於茲
D．痛班氏之溺於聞見／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
11．以下各句子中，全都表現欺世盜名的「穿窬之人」的行徑的一組是（ ）
①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
②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
③董氏特腐耳，非詐也
④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
⑤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為
⑥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
A. ①②④ B. ②③⑤
C. ②⑤⑥ D. ③④⑥
12．下列對本文的理解與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
A．劉向認為賈誼通曉國家治理之道，如果能得到重用，一定能讓國家興盛，卻被庸臣殘害，很讓人痛惜。
B．李卓吾認為，班固的文章很有文采，他對孝武以前的人物，都按照司馬氏的舊論，很有見解。
C. 作者認為董仲舒的言行自相矛盾，是尋章摘句的儒生。
D．文章論點明確，贊美了賈誼，也兼評了董仲舒，對班固褒揚，而對劉向貶抑，認為他不及班固。
13．把文言文閱讀材料中畫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8分）
⑴若不是真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為耶？（3分）
譯文：
⑵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為穿窬之盜矣。（3分）
譯文：
⑶從容廟廊，冠冕佩玦。（2分）
譯文：

答案：

9．A （贊，評論。《漢書》、《後漢書》紀傳結尾部分有「贊」，相當於對人物或史實的總評。）
10．D（A項 雖然/即使 B項 因為 / 憑借 C項 但是 /你的 D項都是主謂之間取消句子獨立性）
11．C（①表明弄清災禍與異常之事，就是想要趨利避害的道理。③說明董仲舒與那些欺世盜名的人還不同）
12．D（作者對班固和劉向均有褒有貶）
四、（21分）
13．（8分）⑴如果不是確實知道它對我有利，可以成就我的事業，那麼還用得著推崇道義，明白道理嗎？（關鍵詞：真實，正義明道，烏……耶）3分，關鍵詞每處1分。
⑵雖然如此，董氏只是迂腐，並不是虛偽，到了今日的儒生，就成了爬牆的竊賊了。（得分點：特，判斷句，穿窬之盜）3分，每處1分。
⑶（賈誼）從容站立在廟堂之上，戴著帽子，佩著玉玦。（得分點：省略句，「冠」名詞動用）2分，每處1分。
【參考譯文】
班固評論（《漢書》、《後漢書》紀傳結尾部分有「贊」，相當於對人物或史實的總評）說：「劉向認為：『賈誼解說夏商周三代和秦朝安定與動亂的觀點，其論斷之佳，通曉洞達國家的典章制度，即使古時候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過他。如果他在當時能得到重用，一定能讓國家興盛，卻被庸臣殘害，很讓人哀悼痛惜。』我們回顧歷史，看孝文帝沉靜地身體力行，來改變風俗，賈誼所陳述的政治主張基本上得到了實施。至於說到他想改革制度，認為漢是土德，（古代君主認為自己的統治與金木水火土中某一物質的屬性相符，該物質能給他的統治帶來祥瑞徵兆，則稱有某德，或以某德王，如黃帝以土德之瑞，炎帝以火德王等），顏色崇尚黃色（上，通『尚』），數字以五為吉利數字，等到他把這種政治主張試用於屬國，用五餌三表之術來對付單於，他的辦法本來就很淺薄了。賈誼英年早逝，雖然沒作到公卿，也不算是不得志。他所著述的五十八篇著作，選擇那些言論時事切中肯綮的收錄在《傳》里。」
李卓吾說：班氏只是一個書生。只應該按照司馬遷的體例來修訂歷史，不應該自己發表議論。自己立論就不免受到別的經史書籍上的觀點的影響，反而成了穢物（比喻平庸的見識）。班氏很有文采，他對孝武以前的人物，都按照司馬氏的舊論，很有見解，但不應該再在後面添加論贊。為什麼呢？評論必須具有洞察歷史的真知灼見，不是光有點文採的人就能做到的。劉向也是文儒，但是他的筋骨、肝腸勝過班固，人品不一樣，見識也就不同，是有學問而自然有文採的人。雖然也沒超出「文人」的境界，但是跟班固相比就遠勝於他了。
漢代的儒者最推崇董仲舒，現在看仲舒不計功謀利的觀點，這評價大致是恰當的了。但董氏卻因為明察災禍與異常之事下獄被判處死罪，為什麼呢？想弄清楚災禍與異常之事，這是想要趨利避害呀，現在既然不肯算計、謀求功利，卻想要洞察災異之事的原因是什麼呢？既然想明察災民之事來求得避免禍患，卻又說仁德的人不算計利益，認為越國人沒有一個有仁德的人又是為什麼呢？他所說的話自相矛盾了。況且天下何嘗有不計較功利的人呢？如果不是確實知道它對我有利，可以成就我的事業，那麼還用得著推崇道義，明白道理嗎？他與賈誼的通曉國家大事，（並且他的主張）切合實用比起來怎麼樣呢？（二人孰高孰下呢）
班氏懂得什麼，知道一些歷史事件罷了，卻想憑借這個來批評賈誼，豈不可笑。董氏是尋章摘句的儒生（指只會死讀書，解釋書中的字詞而不切實際），他的迂腐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雖然如此，董氏只是迂腐，並不是虛偽。到了今日的儒生，就成了爬牆的竊賊了。他們未得到富貴時，想辦法獲得美好的名聲來得到朝廷的富貴，凡是能夠欺騙世人盜取名聲的事，沒有干不出來的，他們得到富貴之後，又用朝廷給他的富貴來替自己贏得美好的聲名。凡是遇到危難時可以苟且偷生的事，沒有干不出來的。難道不真是爬牆的竊賊嗎？這些人又是仲舒的罪人，班固的罪人（意為在他們的品行道德還遠不如董、班，在他們面前會覺得慚愧，感到有罪），卻也敢於隨聲附和來議論賈生。所以我因為讀了賈誼、晁錯二人治理天下的論策（論、策均為一種文體），痛恨班氏受到自己見聞的影響，（沒有見識卻）敢於來發議論，於是作歌道：「馬還沒有舌頭跑得快，小心不要說錯話造孽呀。（賈誼是否）通達國體，劉向自然能判斷，（別，區別、辨別，引申為判斷，意為劉向能作出恰當的評價），三表五餌，不是淺薄愚笨的見解，賈誼是什麼人呢？是千里挑一的人才呀。漢朝諸人，賈誼確實是出類拔萃的（度越，指遠遠超過他人），（董氏認為）不能謀求利益，見解是多麼迂腐呀。誰可以採用他的主張呢？恐怕只有白鬍子白頭發的仙人才能這樣吧（不謀求利益），（賈誼）從容站立在廟堂之上，戴著帽子，佩著玉玦，世人的儒生拱手錶示欽服，不知道有什麼話說（指佩服之極）。

㈤ 請介紹董仲舒

一、下帷講誦稱儒首 官至博士為士師 1．親見四世 董仲舒，廣川人。今河北省景縣有大董故庄，世傳即仲舒故里。生卒年不詳，根據《漢書·匈奴傳》《贊》「仲舒親見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一語推之，董仲舒當生於漢高祖末年或漢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紀初葉。又根據董仲舒著書例用舊歷，不及使用太初歷，可見他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歷前已作古人。他歷經四朝，享年達80歲以上。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人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在齊）田生；傳《春秋》，於齊魯有胡毋生，於趙（大河南北）則是董仲舒。八位大師中，韓嬰和董仲舒分別來自燕趙，其他六人，都出於齊魯故國，是儒學化了的齊魯文化的傳人。其實燕趙也是齊魯的近鄰，是西漢初儒家文化圈內的成員之一。 2．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為學異常勤奮，數十年如一日，《史》《漢》本傳說他專心學業，「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後引本傳，不復出注）！王充《論衡·儒增》亦載：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桓譚《新論 ·本造》甚至說：「董仲舒專精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真不愧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純儒！他游心於六藝，陶醉於勝境，對當時社會時尚，生活享受都漠不關心。《史記》記載當時六畜興旺，馬牛繁息，「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人們乘馬也非常講究，乘母馬者被 「擯（排斥）而不得聚會」。可董仲舒對此並不留意，「嘗乘馬不覺牝牡，志在經傳也。」（《太平御覽》卷840引）他沉迷於聖經賢傳之中，簡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3.下帷講誦 功夫不負有心人，董仲舒學通五經，義兼百家，且長於議論，善為文章，《漢書·儒林傳》載：「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王充說：「董仲舒者，文之烏獲也。」（《論衡·效力》）喻之為文章聖手，著作的大力士。此外，董仲舒還多見博聞，知道許多希見奇怪之物。王充稱贊董仲舒「文說美善，博覽膏腴」，讀了很多內容豐富的書，認識舉世罕見的「重常之鳥」（《別通》）。當時諸生多專主一經，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為雅，或為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董仲舒還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優雅的言談舉止，他言中規，行中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智能全面，品學皆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學士，「皆師尊之」。不少有志青年，雲會廣川，從董仲舒問學。董仲舒於是「下帷講誦」，傳道授業，今河北景縣尚有「董仲舒下帷處」遺跡。弟子太多，無法一一親傳面授，便叫門下高足代勞。史書上說，董仲舒講學，在講堂里掛上一幅帷簾，他在裡面講，弟子在簾外聽，只有資性優異，學問不錯的弟子才能夠登堂入室，得其親傳。其餘弟子皆按受業的先後和深淺，在門下轉相傳授。因此有的學生慕名而來，師從一場，連見上董仲舒一面的願望也沒實現。可見其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4．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難以見之實施，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註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里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胡查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5．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知識分子。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後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後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後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 二、天人三策稱聖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機會終於來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1．漢武帝 漢武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材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漢書》稱贊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庄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制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託孤）則霍光、金日(石單)；其餘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於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餘人，庄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因生亦以賢良應征。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泰、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於六年後的無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於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從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餘」，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餘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後仍然健在。竇太後是文帝皇後，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後，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後的嚴勵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蟲分)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後，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後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蟲分)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縣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直到竇太後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後死，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蟲分)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司馬遷說： 「及竇太後崩，武侯田(蟲分)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後死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准備和輿論准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後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麼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2．賢良對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後被班團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天人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徵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尚書》記載，周之文武將興，兵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憑空產生的，她是對美德的報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積善累德」 的效驗。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災異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他認為這是「廢德教而任刑罰」的結果。刑罰不中就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氣聚於上，上下不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調，陰陽失調就產生妖孽，於是災異就出現了。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據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 對於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慾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向風而倒）。」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你皇帝老兒的所作所為了。「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塑造）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熔爐），唯冶（鑄造）者之所鑄。」 當務之急該怎麼辦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說，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緒，找到一個「正」字。《春秋》開篇即說「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後，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後，春是天體運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動方式，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為（天道），而下正其所為（人事）」。那麼王者被有所為就當求之於天道了。天道是什麼？他說：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可是「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施虐政於天下，而望德教遍於四海，豈不是南轅北轍么？ 正始之意亦發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魯隱公元年」，為何謂一為元呢？他說：「一者萬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一是萬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為首，為大。稱一為元，即是說要重視開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與不正，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沒有邪氣干擾於天地之間，陰陽調和，風雨得時，五穀豐登，民生幸福，四海來賓，若此，福物祥瑞，莫不畢至。 正始是統治者自正，教化則是正民。董仲舒認為當時「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利益的，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姦犯科之事發生，因此帝王臨馭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庫序以化於邑，漸（浸潤）民以仁，摩（砥礪）民以誼（義），節民以禮。」自古以來，凡是「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都是由於「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更化講革除積弊，改弦更張。聖人繼亂世，應當干凈徹底地掃除其殘風餘孽，萬象更新，然後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紀。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秦始皇反對習儒雅，禁止民間扶藏詩書，拋棄禮義，盡滅先王之道，獨斷專橫…真是「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滅亡了。漢承秦制，無所更改，「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鄙薄丑惡，人民卑劣囂頑，好勇鬥狠，欺上惘下，低級下流到了極點！於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惡習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正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無濟於事。孔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粉飾）也。」現在漢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糞牆，不加革除，終不可救。他比喻說：「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同理，「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家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當更化而不更化」所致。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內容就是勵行「仁義禮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話，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為治的惡政，改變漢初因循守舊的惰習，力行儒家仁義禮智，積極有為的政治風化。 3．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暢言時事，縱論古今。廣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煥然而不浮誇，真可謂文美辭豐，理正義嚴，深得愛好文彩、傾心儒學的少年天子喜愛。《論衡》說：「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豈為虛語哉！本傳說「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欲盡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個問題，一是關於黃老無為和孔孟有為的向題。武帝問：堯舜之時， 「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時，勤勉工作，「至於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難道不同么，「何勞逸之殊也？」董仲舒說那是由於 「所遇之時異也」。堯在位時，「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為相，「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周文武則不然，「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混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無為與有為皆有其歷史合理性。不過現在是：漢承秦敝，非力行有為不可！ 二是黃老尚質與儒學尚文問題。武帝問：「儉者不造玄黃旗旗之飾」；可是周家，卻甚其文飾。難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嗎？有人說「良玉不琢」，又有人說「非文無以輔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說，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異貴賤，勸有德」的，孔子說，過分奢侈太驕矜，過分儉朴又鄙陋（「奢則不遜，儉則固？），可見過儉也不是恰當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資質潤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證：「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問題。武帝問：周之成康，刑罰不用，四十餘年，囹圄屢空；秦人用嚴酷之刑，死者甚眾，卻姦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義，有周公制禮樂，到成康時才出現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漸（浸潤）而仁義之流（風化），非獨傷肌膚之效也。」秦朝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貪狠好戰為俗，又沒有文德教訓於下。於是在上者貪得無厭，在下者風俗澆薄。再加之任用「慘酷之吏」，聚斂無度，民失其業，「群盜並起」，因此刑雖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現實問題。武帝問：我注意農本，任用賢人；親耕籍田，勸孝崇德，問勤恤孤…為了天下真是夙興夜寐，「盡思

㈥ 董仲舒簡介是怎麼樣的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人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以見之實施，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註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里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胡查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知識分子。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後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後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後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

天人三策稱聖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機會終於來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1．漢武帝 漢武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材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漢書》稱贊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庄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制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託孤）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於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餘人，庄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因生亦以賢良應征。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泰、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於六年後的元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於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從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餘」，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餘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後仍然健在。竇太後是文帝皇後，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後，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後的嚴勵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後，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後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蚡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縣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直到竇太後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後死，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蚡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司馬遷說： 「及竇太後崩，武侯田蚡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後死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准備和輿論准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後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麼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賢良對策

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後被班固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天人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徵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尚書》記載，周之文武將興，兵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憑空產生的，她是對美德的報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積善累德」 的效驗。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災異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他認為這是「廢德教而任刑罰」的結果。刑罰不中就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氣聚於上，上下不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調，陰陽失調就產生妖孽，於是災異就出現了。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據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 對於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慾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向風而倒）。」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你皇帝老兒的所作所為了。「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塑造）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熔爐），唯冶（鑄造）者之所鑄。」 當務之急該怎麼辦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說，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緒，找到一個「正」字。《春秋》開篇即說「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後，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後，春是天體運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動方式，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為（天道），而下正其所為（人事）」。那麼王者被有所為就當求之於天道了。天道是什麼？他說：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可是「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施虐政於天下，而望德教遍於四海，豈不是南轅北轍么？ 正始之意亦發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魯隱公元年」，為何謂一為元呢？他說：「一者萬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一是萬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為首，為大。稱一為元，即是說要重視開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與不正，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沒有邪氣干擾於天地之間，陰陽調和，風雨得時，五穀豐登，民生幸福，四海來賓，若此，福物祥瑞，莫不畢至。 正始是統治者自正，教化則是正民。董仲舒認為當時「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利益的，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姦犯科之事發生，因此帝王臨馭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庫序以化於邑，漸（浸潤）民以仁，摩（砥礪）民以誼（義），節民以禮。」自古以來，凡是「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都是由於「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更化講革除積弊，改弦更張。聖人繼亂世，應當干凈徹底地掃除其殘風餘孽，萬象更新，然後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紀。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秦始皇反對習儒雅，禁止民間扶藏詩書，拋棄禮義，盡滅先王之道，獨斷專橫…真是「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滅亡了。漢承秦制，無所更改，「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鄙薄丑惡，人民卑劣囂頑，好勇鬥狠，欺上惘下，低級下流到了極點！於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惡習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正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無濟於事。孔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粉飾）也。」現在漢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糞牆，不加革除，終不可救。他比喻說：「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同理，「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家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當更化而不更化」所致。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內容就是勵行「仁義禮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話，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為治的惡政，改變漢初因循守舊的惰習，力行儒家仁義禮智，積極有為的政治風化。

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暢言時事，縱論古今。廣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煥然而不浮誇，真可謂文美辭豐，理正義嚴，深得愛好文彩、傾心儒學的少年天子喜愛。《論衡》說：「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豈為虛語哉！本傳說「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欲盡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個問題，一是關於黃老無為和孔孟有為的向題。武帝問：堯舜之時， 「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時，勤勉工作，「至於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難道不同么，「何勞逸之殊也？」董仲舒說那是由於 「所遇之時異也」。堯在位時，「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為相，「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周文武則不然，「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混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無為與有為皆有其歷史合理性。不過現在是：漢承秦敝，非力行有為不可！ 二是黃老尚質與儒學尚文問題。武帝問：「儉者不造玄黃旗旗之飾」；可是周家，卻甚其文飾。難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嗎？有人說「良玉不琢」，又有人說「非文無以輔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說，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異貴賤，勸有德」的，孔子說，過分奢侈太驕矜，過分儉朴又鄙陋（「奢則不遜，儉則固？），可見過儉也不是恰當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資質潤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證：「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問題。武帝問：周之成康，刑罰不用，四十餘年，囹圄屢空；秦人用嚴酷之刑，死者甚眾，卻姦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義，有周公制禮樂，到成康時才出現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漸（浸潤）而仁義之流（風化），非獨傷肌膚之效也。」秦朝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貪狠好戰為俗，又沒有文德教訓於下。於是在上者貪得無厭，在下者風俗澆薄。再加之任用「殘酷之吏」，聚斂無度，民失其業，「群盜並起」，因此刑雖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現實問題。武帝問：我注意農本，任用賢人；親耕籍田，勸孝崇德，問勤恤孤…為了天下真是夙興夜寐，「盡思極神」了，但「功德休烈」並未實現。「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認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勵」，三曰「長吏不明」。前者說的是指導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學的仁義之道，言武帝雖則兢兢，但未從仁義之道出發，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澤，難以成就「功德休烈」。後二者講教育和選舉問題。他說，皇帝一心求賢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礪，上哪去求賢呢？「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賢之詔，而郡國卻無賢可薦。於是董仲舒重申：「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縣令是民眾的師長表率，起著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師帥不賢，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揚，恩澤得不到流布。現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還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與奸人為伍，使貧苦人民流離失所。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都是「長令不明」 造成的。董仲舒進而將矛頭直指當時的官制：漢代官吏的來源主要有「郎選」、 「任子」和「貨選」，郎選，即皇帝近衛侍臣到期遷官；任子，二千石（高幹）可恩前子弟為官；貲選，即有錢人以錢買官做。這三種形式的任官都不考慮實際才能和品行。他揭露說：「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貨，未必賢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論資排輩，「累日以取貴，積久而致官」，其結果自然是「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了。於是他提出「歲貢賢才」「量才授官」兩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薦賢兩名以供宿衛；並以此考察大臣的賢否，如果所薦賢能則有賞，不賢則有罰。這就迫使大臣們以求賢識賢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時，在官員升擢上，董仲舒疾呼：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這就使貪與廉、賢與不肖判然兩途，皎皎易識了。

第三策 第二策在意識形態上調合孔老，而歸宗儒本，這反映黃老思想在西漢流行數十年之後給儒者造成的畏懼心理，因為轅固生下圈斗彘、趙綰王臧下獄至死的殷鑒不遠；同時這也是董仲舒多年潛心研究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學的學術成就。他對西漢宮制的抨擊，也深中時敝。但是，他把西漢社會未臻大治的原因歸結為教育和吏制的失誤，這未免簡單化了。在武帝看來，其調和孔老有似於模稜兩可，其論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讓亟欲刷新政體、力矯時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滿意。於是三降綸音，重申天問。在策文中，武帝責問董仲舒對策「文彩未極」、「條貫未盡」，說理囫圇，欲言又止，難道是對「當世之務」有所顧慮，對「王聽」有所懷疑么？要他就「天人之應」、「古今之道

㈦ 誰知道董仲舒其人其事

董仲舒，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哲學家。然而史書對於他的記述卻很簡單。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他的傳文，不足400字。
董仲舒故里
關於董仲舒的故里，最早記載於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稱：「董仲舒，廣川人也。」
董仲舒存世之際，既有廣川國，又有廣川縣。司馬遷所說的廣川是指廣川國，還是廣川縣呢？
東漢史學家斑彪在論《史記》時稱，司馬遷說指應為廣川縣，並非廣川王國。即董仲舒為廣川縣人。
明代嘉靖《棗強縣志》載：漢世，棗強廣川，離合廢置，本為一也。
據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棗強縣東南部之一部，南部之一部，西部之一部，中部、東部、北部及今景縣西南角與今故城縣西北角。古漢之廣川為今之棗強。
董仲舒故里為今棗強縣舊縣村處，依據如下：
1， 近年來在舊縣村發現「董氏宗祠」石刻門楣及其清代拓片，標記「祥符 丑重修」字樣。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這里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廟，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
2， 明《冀州志》載：舊縣村西有一座「四名寺」,當地俗稱「西大寺」。前身為董子當年講學之所。河間國獻王劉德為其所建。該寺毀於清代末，遺址尚存，凸出地面。遍地瓦礫。村民在此挖出陶制燈台，上寫秉燭課徒，誨人不倦。為董仲舒當年講學所用之物。
3， 董仲舒舉家徒長安。故里董氏日漸徒亡。其故居董氏宗祠毀，後人於原址建董子祠。明代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並雕董仲舒坐姿勢石像，（高約2米）一尊奉與內，後伺宇毀，石像仍存。1982年為河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於原址，以保護石像。關於董仲舒石像置於後舊縣村還有一段傳說。稱當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畢後，要運往董故庄村安放，但運至舊縣村「忽重不可舉，遂置之而去。」對此，故人異議。如董仲舒出生於董故庄村怎能將先祖石棄之他村。董故庄村距舊縣二三里，千里迢迢運抵，近在咫尺九運不過去了嗎？無道理嗎？！
4， 《世說新語》記載：董仲舒有一位兒子名符起，被誤為不孝而趕出家門，投奔於距舊縣村四五里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將王善有老人送終後，繼續生活在此村。明《棗強縣志》載，卻有王善有此人。但無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壽」，侯此村改名王壽。後來演變為前王壽，後王壽二村。現兩村95%為董姓。古時，前後王壽及周邊的蘇谷，朴庄等同宗董氏，聚於舊縣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壽村至今存藏清代重修族譜，序稱董仲舒為太始祖。
對於說「董故庄小學所佔的三畝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說，早有異議。這一帶唐宋時期的村落，盡淤埋於地下。西漢時代董故庄也難以存於地面。西漢舊縣村曾為縣治所，雖帶又復為治所500年未變。至今地面凸出多多，瓦礫遍地。
懷疑舊縣村與董故庄村本為一村，從舊縣村分離而出。但在何年代呢？至今尚未發現證據。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人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4．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以見之實施，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註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里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胡查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5．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知識分子。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後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後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後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 二、天人三策稱聖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機會終於來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1．漢武帝 漢武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材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漢書》稱贊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庄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制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託孤）則霍光、金日(石單)；其餘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於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餘人，庄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因生亦以賢良應征。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泰、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於六年後的無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於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從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餘」，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餘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後仍然健在。竇太後是文帝皇後，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後，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後的嚴勵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蟲分)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後，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後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蟲分)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縣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直到竇太後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後死，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蟲分)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司馬遷說： 「及竇太後崩，武侯田(蟲分)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後死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准備和輿論准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後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麼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2．賢良對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後被班團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天人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徵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尚書》記載，周之文武將興，兵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憑空產生的，她是對美德的報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積善累德」 的效驗。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災異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他認為這是「廢德教而任刑罰」的結果。刑罰不中就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氣聚於上，上下不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調，陰陽失調就產生妖孽，於是災異就出現了。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據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 對於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慾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向風而倒）。」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你皇帝老兒的所作所為了。「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塑造）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熔爐），唯冶（鑄造）者之所鑄。」 當務之急該怎麼辦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說，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緒，找到一個「正」字。《春秋》開篇即說「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後，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後，春是天體運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動方式，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為（天道），而下正其所為（人事）」。那麼王者被有所為就當求之於天道了。天道是什麼？他說：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可是「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施虐政於天下，而望德教遍於四海，豈不是南轅北轍么？ 正始之意亦發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魯隱公元年」，為何謂一為元呢？他說：「一者萬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一是萬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為首，為大。稱一為元，即是說要重視開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與不正，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沒有邪氣干擾於天地之間，陰陽調和，風雨得時，五穀豐登，民生幸福，四海來賓，若此，福物祥瑞，莫不畢至。 正始是統治者自正，教化則是正民。董仲舒認為當時「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利益的，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姦犯科之事發生，因此帝王臨馭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庫序以化於邑，漸（浸潤）民以仁，摩（砥礪）民以誼（義），節民以禮。」自古以來，凡是「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都是由於「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更化講革除積弊，改弦更張。聖人繼亂世，應當干凈徹底地掃除其殘風餘孽，萬象更新，然後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紀。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秦始皇反對習儒雅，禁止民間扶藏詩書，拋棄禮義，盡滅先王之道，獨斷專橫…真是「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滅亡了。漢承秦制，無所更改，「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鄙薄丑惡，人民卑劣囂頑，好勇鬥狠，欺上惘下，低級下流到了極點！於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惡習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正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無濟於事。孔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粉飾）也。」現在漢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糞牆，不加革除，終不可救。他比喻說：「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同理，「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家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當更化而不更化」所致。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內容就是勵行「仁義禮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話，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為治的惡政，改變漢初因循守舊的惰習，力行儒家仁義禮智，積極有為的政治風化。 3．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暢言時事，縱論古今。廣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煥然而不浮誇，真可謂文美辭豐，理正義嚴，深得愛好文彩、傾心儒學的少年天子喜愛。《論衡》說：「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豈為虛語哉！本傳說「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欲盡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個問題，一是關於黃老無為和孔孟有為的向題。武帝問：堯舜之時， 「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時，勤勉工作，「至於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難道不同么，「何勞逸之殊也？」董仲舒說那是由於 「所遇之時異也」。堯在位時，「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為相，「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周文武則不然，「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混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無為與有為皆有其歷史合理性。不過現在是：漢承秦敝，非力行有為不可！ 二是黃老尚質與儒學尚文問題。武帝問：「儉者不造玄黃旗旗之飾」；可是周家，卻甚其文飾。難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嗎？有人說「良玉不琢」，又有人說「非文無以輔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說，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異貴賤，勸有德」的，孔子說，過分奢侈太驕矜，過分儉朴又鄙陋（「奢則不遜，儉則固？），可見過儉也不是恰當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資質潤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證：「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問題。武帝問：周之成康，刑罰不用，四十餘年，囹圄屢空；秦人用嚴酷之刑，死者甚眾，卻姦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義，有周公制禮樂，到成康時才出現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漸（浸潤）而仁義之流（風化），非獨傷肌膚之效也。」秦朝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貪狠好戰為俗，又沒有文德教訓於下。於是在上者貪得無厭，在下者風俗澆薄。再加之任用「慘酷之吏」，聚斂無度，民失其業，「群盜並起」，因此刑雖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現實問題。武帝問：我注意農本，任

㈧ 名稱相近的董仲舒之儒和孔子之儒，兩者之間有哪些區別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其中第三策便是影響最深遠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為這項建議滿足了漢武帝的統治需求，所以從這一時期開始，儒家的社會地位空間高漲，最終登堂入室，取代了在漢初風靡六十餘年的道家思想。

上圖——儒家經典

儒學是一門深奧的學科，也是指導了華夏民族思想建設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在千百年來閃爍著智慧之光。而這一切的出現，與孔子的宅厚仁心、偉大情操和高尚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正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之儒的最大貢獻是為後人劃定了道德界限，告知了一個有德的君子何有所為而何有不為，而他本人也是用自己的一生的實際行為去驗證自己的思想，正是有了榜樣作用，才使得儒家經久不衰。

然而孔子沒有想到的是，在數百年後，董仲舒會借著儒家思想，去滿足統治階級的個人慾望，這種自私且狹隘的個人行為，損害了儒家的聲譽，因此後人切不可一看到"儒學"二字就將各種不同者混為一談，而是應該具體分析，了解他們的本質區別。

㈨ 皇與王有什麼區別

皇與王的區別：指代不同、出處不同、性質不同
一、指代不同
1、皇：皇帝；封建君主。
2、王：君主；最高統治者；封建社會的最高爵位。
二、出處不同
1、皇：《說文》：皇，大也。從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
白話釋義：《說文》：皇，偉大。字形採用「自、王」會義。「自」，起始的意思。遠古始皇，就是燧人、伏羲、神農，他們是偉大的君王。「自」， 讀音像「鼻」，今天的風俗仍將最初生育的兒子稱為「鼻子」。
2、王：《爾雅》：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
白話釋義：《爾雅》：王，人心所向、天下歸附和嚮往的英傑。董仲舒說「古代造字的方法，是在三道橫畫中間用豎筆連接，叫做『王』字。三道橫畫，分別代表天、地、人，而能夠參悟、貫通這三者的人，就是王。」
三、性質不同
1、皇：象形。金文，象燈火輝煌形。上面的三點，象燈光參差上出之形，中間的部分象燈缸，下面的「土」是燈柱。「皇」即「煌」的古字。本義：燈火輝煌。
2、王：象形字。王字的甲骨文為斧鉞之形，斧鉞為禮器，象徵王者之權威。本義：天子、君主。

㈩ 董仲舒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請詳細介紹一下

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79年，是西漢的哲學家。他是西漢治《公羊春秋》的今文學著名大儒。景帝時做過博士，武帝時他以賢良對策，主張把儒家思想與當時的社會需要相結合，並吸收了其他學派的理論，創建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新的思想體系。

董仲舒政治哲學的核心是大一統論，包括領土完整、政治統一和意識形態的統一。董仲舒一生歷經四朝，度過了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於公元前104年病故。他的著作現在流傳的只有《春秋繁露》，且董書原佚，今傳本當為後人重新搜集編定的。

(10)董仲舒雕像戴的什麼帽子擴展閱讀

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通過歸納總結春秋戰國時候的政治經驗，為當時的統治者提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哲學理念，董仲舒強調要以德治國，以天人感應為由頭，引申出他以德治國的思想，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到了很深刻的促進作用。董仲舒說這些理念，都是聖人由天道總結出來的，所有的人必須都要遵守，很集中地體現了群權神授的概念，深受當時的統治者的重視，對後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響。

總之，「董學」是在對先秦「六藝之科」與「孔子之術」進行揉合，對包括陰陽、五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和方技等家在內的諸家學說，加以雜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