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中的托派帽子是什麼

❶ 林海雪原的作者 曲波

曲波走了，靜靜地走了。嚴重的心腦血管病、糖尿病的晚期，尿毒症，腎衰竭數病並發。雖經著名醫生的百般救治，終無回天之力，在那少有的陰雨連綿的京城的夏日，在剛剛做完透析的一天的中午，他懷著無限的期望和對病痛的無奈，悄悄地走了，只留下了他的不朽之作《林海雪原》《橋隆飆》《山呼海嘯》《戎萼碑》，也留下了大家對他的無窮思念。

曲波是一位在人們心目中德高望重、威望極高的人，在和他同時代的作家中，他是少數幾個始終堅持業余創作而對文學有著巨大貢獻的人。他在業余文學領域樹起一面旗幟，也是我們業余文學工作者的驕傲。這一切都體現在他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之中。這部書使他聲名遠播，盡人皆知，而且鼓舞、教育了幾代人，不少人都是讀著曲波同志的《林海雪原》成長的。在當代中國的文壇，又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能有這樣廣泛的讀者群，真是上至白發蒼蒼的老奶奶，下至不到十歲的小娃娃，說起《林海雪原》來，都是眉飛色舞，有聲有色，這是對作家作品的最好的檢驗，是對作家作品的最高的評價。丁玲曾對曲波同志說過：「人民群眾當中知道有個楊子榮，你的成績很大呀！」曲波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講：「我不是文學家，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名業余作者，我的工作是干工業的。」

的確，曲波沒有幾級或哪個層次級別的作家的輝煌頭銜，曲波同志更不以作家自居。在戰爭年代，他扛槍打仗，與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與土匪殘余勢力進行過英勇的戰斗，兩次負重傷；在和平時期，他參加建設，進工廠、造機車，將自己的後半生獻給了新中國的鐵路建設事業。在工作之餘，他拿起了筆，利用了所有的業余時間和一切節假日，從事文學創作。他沒有脫離人民，沒有脫離生活，他創作出了如此輝煌的作品，他的價值不可能在某種儀式上去體現，那將是一筆豐富的寶貴財富，無論對我們專業作家還是業余作者都將受益無窮。

建國前：打仗，建國後：建設

凡是讀過《林海雪原》的人，不僅被偵察英雄楊子榮的形象所震撼，也被團參謀長少劍波的形象所傾倒，少劍波的形象里有曲波個人的經歷，更有人民解放軍中這一類青年指揮官的原型。《林海雪原》正是曲波以深深的敬意，獻給親愛的讀者，並懷念他的親愛的戰友之作。

曲波曾講過：「這幾年來，每到冬天，風颳雪落的季節，我便本能地記起當年戰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艱苦歲月，想起那個難忘的1946年的冬天。」

「我的少年時代，青年時代是在戰場上度過的，我的青年時代、中年時代是在工業戰線度過的，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個半工作，一個是打仗，一個是搞工業建設，半個是搞了業余文學寫作。」

曲波是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一個典型的膠東人。當全國抗日戰爭的烽火燃燒起來的時候，他年僅15歲，受抗日救國思想的影響，於1938年參加了八路軍。年少的曲波在八路軍中出類拔萃，16歲便當上膠東軍區13團的文化幹事，17歲當上指導員。戰爭是艱苦的，也是殘酷的。大小戰爭曲波不知經歷了多少次，許多戰友犧牲了，曲波也受了重傷，股動脈被打斷，造成大出血，留下了終生殘疾。不僅如此，黨內斗爭也相當殘酷，1942年正當日寇對我抗日根據地瘋狂掃盪之時，康生之流也橫殺入山東我革命隊伍，把我軍隊內的一批優秀知識分子和黨的模範指導員打成「托派」，大搞逼供信，許多抗日戰士沒有死在日寇的槍口下，卻死在了黨內這伙人的刀下。曲波也曾被打成「托派」，被審查、隔離、看守過，甚至遭受過嚴刑拷打、逼問。在逆境中，曲波堅守信仰，毫不動搖，終於被放出了監獄，平了反，摘掉了「托派」帽子。

日寇投降後，1946年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指使下，調動數百萬軍隊，向膠東解放區軍民展開瘋狂的進攻，更在北滿收羅偽滿官吏，警察憲兵，地主惡霸，盜寇慣匪，流氓煙鬼，組成數十萬土匪武裝。為了對付鯊魚性、麻雀式的匪股，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曲波和他的戰友們便承擔了對付這些頑匪的艱巨的任務。

曲波24歲時，在戰斗中負了重傷。傷還沒好利落，便拄著雙拐來到大連海軍學院工作了。新中國成立後，曲波一直想搞工業建設，26歲便來到了鐵路系統，開始在沈陽皇姑屯機車車輛廠擔任副廠長、在齊齊哈爾鐵路機車車輛廠當黨委書記。之後又到了一機部擔任第一設計分局副局長，一機部德陽第二重機廠副廠長，一機部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後又調到鐵道工業總局當副局長。從指揮打仗轉到指揮建設，正像曲波講的：「搞工業，有一套創造工程學。我是管機車車輛的，按當時中國的情況、中國的能源，到底用什麼樣的機車，機車的拖載量多大，鐵路要怎樣改造？腦子全用在這些地方了。」

在這個崗位上，曲波一干就是34年，一直到離休。聽一位與曲波在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說曲波經常深入基層，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大家都愛跟他開玩笑，叫他「小野馬」。

他說：我只是個業余作者

比之某些專業作家，曲波也許正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只是個業余作者」，但比起品德、修養、學識、膽量、智慧、勇氣及其傳世之作品，都讓專業作家們驚嘆不已和值得認真學習的了。

他常說：「我只是一個業余作者，我只是利用業余時間進行創作。所謂業余創作，就是利用主業之外的一點兒剩餘的零星時間靠毅力進行創作；通過作品的創作，人物的塑造，能給人民群眾一點政治上的力量，思想上的安慰，精神上的鼓勵，我就知足了。」於是他把自己完全溶於生活中，溶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他時刻把藝術家的胸懷、創作情感與生活緊緊地溶於一起，他既要站得高，看得遠，又時刻要求自己，並在內心深處認識到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非常普通的業余作者。

而《林海雪原》卻是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也是長銷書，五十年代印，六十年代印，八十、九十年代印，新世紀的第一年、第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連續印了兩版。在前幾年的一個書市上，我看到一位老人轉著書攤找《林海雪原》，他說買回去是給孫子、孫女看的。老人講，《林海雪原》是一本非常好的書，都是真實的生活。聽到這些，曲波非常高興，但對於榮譽，作家的頭銜，曲波卻看到很淡。照樣默默地做他的工業總局副局長的工作。幾年後，曲波先後又悄悄完成了《山呼海嘯》和《橋隆飆》兩部長篇小說的初稿，但由於「左」的思想和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迫害，直至1977年和1979年才得以出版。作為一名業余作者，曲波同志不僅又寫出了人民大眾喜歡的文學作品，還頂著林彪、「四人幫」及「左」的思潮的巨大壓力，寫出了這兩部長篇小說，今天看來，更顯得彌足珍貴。

曲波講：「我樂意永遠當一個業余作者，業余作者很光榮，業余作者照樣能寫出大作品。」他講，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不是專業作家，寫《三國演義》的羅貫中也不是專業作家，寫《西遊記》的吳承恩也不是專業作家，他們卻都寫出了傳世之作。關鍵是對生活要有把握力、認知力和感受力。」

其實，曲波堅持業余創作，也正是堅持了文學不脫離生活，不脫離實踐的真理，而他的作品也正是從生活中來，才如此生動，逼真。曲波講，一次他站在高山之巔，鳥瞰整個大森林，起伏的像大海一樣，「林海」出來了，東北的大雪像原野一樣無邊無垠，寒冷地鋪蓋著大地，「雪原」兩字出來了。這樣，書的名字也就出來了，可以把大自然與社會及當時人們的心態，都概括出來了。

他講過：「八十、九十年代及至現在，我主要都在觀察與思考。觀察與思考是我修身的重要內容。」「作家首先是思想家，他首先要觀察，他關注的是社會，是人生。他思考的是社會的進步，是國家的發展，是改革開放的進程。因此，首先要讀書，要學習」。他購買了大量的中外鐵路建設方面的書及中外名人傳記，一有時間，就細細閱讀。其次，他廣交朋友，了解社會情況，關注社會發展變化。

關於創作，曲波同志講，要把問題想清楚後，才能動筆去寫，才能寫出反映時代要求的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品，否則，他是不會輕易動筆的。曲波思索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培養青年作家？他常到鐵路上走一走，看一看，與業余作者們聊一聊，談一談，告訴他們：文學，要有生活，文學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生活要豐富；創作要情發心底，美在自然；創作要人人心中有，家家筆下無。他還講，成功和失敗都是我所需要的。一個科學家，研究了一輩子沒有成果，那也是科學家。那麼創作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對作家講，成功和失敗，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轉換一樣是常有的事，失敗是成功之母。他講，還是應該辦高質量、高水平的文學創作班，但培訓班中是出不了大作家的，只有實踐，只有在豐富的社會生活實踐中，才能涌現出真正的好作家。

據了解，曲波曾將自己文革前的稿費捐獻給了中國作協，作為支持業余創作的活動經費。

病中的曲波

因為曲波同志身體不太好，全國第六次作代會他沒有去參加。我原打算會議結束即到曲波同志家裡，將第六次作代會的有關文件材料給曲波同志送過去，然後再好好采訪一下曲波。去之前，《文藝報》的一位編輯還囑我，要在看望曲波之時，一定要了解曲波同志的思想、精神、品質和風范，讓他多留下一點幾十年裡的寶貴經驗，這樣，不僅對業余作者，更對專業作家有益。比如：大家都想深入了解一下，為什麼曲波不願當專業作家？工作又很忙，卻能寫出這樣優秀的作品？有人說，業余作者無論如何也寫不出專業作家的水平，為什麼曲波同志能寫出呢？也許因為《林海雪原》的關系，大家已比較了解戰爭中的曲波，而不太了解和平時期的曲波，不太了解曲波參加工業建設的情況，要了解曲波同志在和平時期是如何邊工作邊創作的？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八個樣板戲走紅之時，尤其是《智取威虎山》那樣紅，曲波同志又是怎樣想的，又是怎樣看待《智取威虎山》的？為什麼沒有聽到他的評價和他的聲音？大家知道他很注意學習，關心政治，民主精神好，創造性強，大家更關心他現在觀察與思考些什麼？能給我們以什麼啟迪與借鑒等等。

帶著這些有待回答的問題，我又去了醫院。可我只坐了一會兒，就又悄悄離開了他的病床。我實在不忍心過多打擾這位病垂的老人了。曲波似乎已經用行動回答了這些問題，正像曲波夫人劉波在賀曲波77歲生日時所寫寄語：「觀世間紛繁，察宇宙之奧秘，愈古稀之七載，悟滄桑之艱辛，遭魔道而不馴，知規律之世情，能坦盪而舒暢，益健康而壽長，視兒女安康，願孫輩業成，隨自然之妙，含笑以對太虛。」這大概能概括出曲波的人生觀、世界觀。

曲波千古

曲波走了，一顆輝煌的文學之星隕落了。當我在電話中聽到曲波愛人、相識相知的戰友、患難與共的妻子劉波那沉痛的聲音時，我就知道他一定不好了，果然，劉波告訴我說：「小王，曲波已經於昨天中午去世了」。聽到這個消息，我一下子哽咽了，我無法形容當時我的悲痛心情，雖然我知道曲波的病已相當嚴重，恐怕已是病入膏肓，但我還是希望曲波的病能夠慢慢好轉，因為讀者需要曲波。他的去世是文學界的一大損失！他還曾答應我，病好以後要好好和我談創作，談他的觀察與思考呢。怎麼這么快就走了呢？含著熱淚我來到了曲波的家，劉波接待了我，她告訴我曲波是中午12點多去世的，他早晨還吃了一個雞蛋，還吃一點他最愛吃的膠東家鄉菜，可到了中午就不行了。劉波告訴我，一年前，當曲波患病住院時，就留下了遺言，他告訴家人們，他一旦離開人世，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要驚動老戰友們，他們都已年過古稀，也不要開追悼會，免得麻煩大家，也不進八寶山，只是把骨灰沉到家鄉的大海里就是了。

這就是曲波，一生光明磊落，襟懷若谷的曲波。

盡管劉波叮囑一定按照曲波的遺囑行事，但聞訊前來的曲波生前戰友，單位同事，人民醫院搶救、護理過他的醫生、護士還是悄悄地來到了醫院的太平間，在臨時布置的一個小靈堂里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告別儀式。

靈堂正中是曲波兒子書寫的「曲波千古」四個大字，中間是曲波的遺像，左右是一副輓聯，上寫：一世耕耘文史增輝此去千秋可瞑目；下寫：平生剛正鞠躬盡瘁揮淚千古祭英靈。遺像下方是曲波的妻子劉波寫的永別的話：

「安息吧，親愛的曲波！你我少年投身革命相識相知60年，組成家庭，撫育了四個兒女，都已成家立業。你青年時代轉戰南北，負重傷而肢殘，始轉業搞建設，你認真工作，努力學習；中年，你利用了所有業余時間和一切節假日，從事文學創作。在你的盛年，幾經狂風惡浪，我們同舟共濟，堅持真理，仍然執著，無怨無悔，一生坎坷，不計得失，任勞任怨，積勞成疾。老年，諸病纏身，但頭腦中，思維一刻不停的構思，你要創作小說。除了閱讀報刊書籍外，多是讀史思考，你構思不成熟就絕不動筆。你雖沒動筆，但跟我講過你的思想。你的心血管病、糖尿病，一天比一天加重，雖經諸醫師們的救治，多次心衰都挽救了。但病程太久，歲數太大，終於病魔奪去了你的生命。你構思的作品雖沒有寫出來，你懷著無限的遺憾走了，曲波，你的心思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我和兒女們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你的未竟事業，你的一生太累，該好好休息了。戰友、難友、妻子劉波。」

曲波走了，靜靜地走了，悄悄地走了。在他彌留之際，他不僅留給了我他在30歲和60歲時的兩張照片，還有一本他精心保留的《林海雪原》的最初版本，也留給了我們無限的思念。

我想，他留給我們的文學上的遺產足夠我們享用一輩子了。讓我們在內心真誠地說一聲：曲波，謝謝你，您可以安息了！

❷ 張國燾祖籍何地

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的金山鎮山明村。

張國燾（1897－1979），字愷蔭，又名特立，江西省萍鄉縣人（今萍鄉市上栗縣）。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2)紅軍中的托派帽子是什麼擴展閱讀：

1.叛黨離走

紅軍長徵到達陝西省北部的陝甘寧根據地。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張國燾頭上。

這時候，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的王明從蘇聯回國，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與張國燾談話中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更加惶惶不可終日。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祭掃黃帝陵之後，登上了中國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周恩來等人百般勸阻無果，張國燾叛黨終成事實。張在自己的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斗的那個黨了！」

1949年前，張國燾攜全家前往台灣，但未能繼續在軍統任職，後隱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張國燾靠給美國人寫回憶錄為生。

2.假傳聖旨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於「起義要慎重」的意見，要求重新討論起義。

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聖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68年後，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國燾不是「假傳聖旨」。

❸ 紅軍帽為什麼是八個角,有什麼寓意

簡要地說吧：初建的中國工農紅軍是以繼承辛亥革命的新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產物，紅軍八角帽也有辛亥革命首先在南方十八省起義的承志意義，可以設想限於當時的情勢紅軍的八角帽設計為五星八角帽也是最好的解釋了。

❹ 左權一直活到授銜，會是什麼軍銜

這個是假設問題。這三人如果活到1955年授銜，葉挺可能是大將軍銜；項英可能只是中將軍銜，因為毛不認同；至於左權，不可能授銜，因為他犧牲時就帶著托派帽子，49年後能不被整肅批鬥就算奇跡了。

❺ 危拱之的人物生平

父親危尚忠是清末秀才。危拱之7歲入私塾，9歲進教會小學。
1916年考入汝陽道立女子高等小學。危拱之稟性剛強，為了學好體操課，毅然扯去裹腳布，爭得一雙解放腳。
1922年到汝陽道立女子師范學校讀書。
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學(後改名北倉女中)。在校借閱《新青年》雜志和魯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進步思想的薰陶。
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來，她參加聲援滬案女子救護隊，登台演講，並參加開封學生代表團到鄭州宣傳慰問。
1926年11月到武漢，經周以蓮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春節後，考取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成為黃埔軍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隊成員。同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國共產黨。廣州起義爆發，她和女生隊隨葉劍英率領的教導團參加攻堅戰斗。次日夜，起義部隊撤出廣州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4師，拱之到師政治部當宣傳員，和陳同生等人創辦《紅軍生活》報和《造反》雜志。
1929年2月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組織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6月，危拱之赴蘇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暑假，危拱之等中國學員被安排到海濱城市敖得薩等地度假。蘇聯有關方面為幫助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文藝骨幹，派出一批著名演員，來到危拱之等中國學員的度假地，對他們進行文藝培訓，排練歌劇、話劇、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編入普通班第一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當月，因反對王明的小宗派斗爭，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開除黨籍一年的錯誤處分。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在閩粵贛軍區司令部宣傳科工作。當年夏初，在軍區參謀長肖勁光的過問下，恢復黨籍。
1931年上半年擔任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兼戲劇管理委員會委員，編導排演戲劇。
1931年冬，以紅軍學校為基礎，組建了紅軍大學，危拱之任校黨委委員兼俱樂部主任。在校長劉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釗、伍修權等人很快創辦了紅軍八一劇團，這是紅軍歷史上的第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危拱之集編劇、導演、舞蹈、歌詠於一身，經常率劇團赴前線慰問紅軍部隊。她編了順口溜：「毛委員，好主張，牽著鼻子打老蔣；運動戰，反圍剿，戰果輝煌捷報傳」，簡單明了又生動形象，為官兵與群眾所喜聞樂見。 後因抵制王明的「肅反」，被宣布永遠開除黨籍。中央紅軍長征，她蒙冤受屈不動搖，跟隨幹部團參加長征，仍以模範共產黨員的標准要求自己，背著數十斤重的背包行軍，途中休息還給大家唱歌。
1935年底，由朱瑞和譚政給危拱之恢復黨籍。
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劇社，她任社長兼導演。「西安事變」爆發，危拱之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內務成員馳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負責黨從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兼任中共陝西省委婦女部長。
1937年5月在延安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後調往河南任省委秘書長。
1938年2月，在《風雨》周刊上發表《動員河南的婦女保衛家鄉》。同年底，又在《行都日報》上發表《保衛大河南的婦女運動》，號召婦女結成鋼鐵長城抵抗敵人侵略。3月，化名魏晨到開封，以扶輪小學為據點，組織救亡團體，成立孩子劇團，首次公演轟動開封。5月率領孩子劇團到信陽宣傳抗日，並做信陽縣長李德純的統戰工作。12月中旬組成信陽挺進隊，李德純任司令員，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率隊向四望山挺進，開創抗日游擊根據地。
1939年11月11日，國民黨反動派1800多人突襲省委駐地竹溝，危拱之和省委書記劉子久等人在西寨門指揮戰斗，多次打退敵人進攻，堅持2天1夜突出重圍。
1940年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1942年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
1943年3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康生製造審干肅反擴大化，拱之受到沖擊，黨中央發現後糾正偏差，恢復她的自由。
1945年冬擔任赤峰市委副書記，指揮反霸和鎮壓反革命分子，市內生產、社會秩序迅速恢復。
1947年6月任市委書記。秋，日本侵略軍敗退時破壞細菌工廠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她身背葯箱，去疫區處理死者，安排家屬，給病人打針，群眾稱她是救命的醫療隊長。
1949年初，她的肺結核已到三期，不能堅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❻ 魯迅先生在文壇上最激烈的一次爭論

創造社與太陽社 早在廣州期間，創造社就已經和魯迅聯合，而這也正是魯迅所十分願意的。魯迅和成仿吾等創造社作家共同簽名於《中國文學家對於英國知識階級及一般民眾宣言》；在《創造周刊》計劃復刊時，魯迅又署名於該刊特約撰稿人首位。然而，真是風雲突變，就在魯迅到上海不久，創造社並不復刊《創造周報》，卻創辦了《文化批判》，批判的第一個對象就是魯迅。於是爆發了創造社、太陽社眾多成員與單槍匹馬的魯迅之間的一場大爭論。說「爭論」還是體面的說法，實際上是一場大圍攻，大批判。 這場大爭論，參戰的人不少，但沒有總指揮。郭沫若遠在日本，無從指揮。參戰的成員是剛從日本歸國的青年，學到一些馬列詞句，以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事，以一種急躁心情找革命對象；另一批是從革命前線退回到上海的老戰士，對革命失敗很不服氣，也以一種急躁心情找革命對象。兩種急躁的人合成一股狂躁的力量。 創、太兩社批判、攻擊魯迅是些什麼內容呢？一、對於魯迅的「定性」，並無統一口徑。馮乃超說魯迅是「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是「人道主義者」，是「隱遁主義者」。成仿吾說魯迅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李初黎說魯迅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是「堂魯迅」。郭沫若說「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二、否定魯迅作品的社會意義。這個說：「魯迅的創作，沒有現代的意味」，「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那個說：「死去了的阿Q的時代」，魯迅作品「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義和團暴動時代的思想」。還有的說：「除了《語絲》等早已固結而反動之外」，「我們的新文學」，「內容已陳舊」，「樣式已沒落」。三、對魯迅人身攻擊。「紹興師爺」，「醉眼矇矓看人生」，「滿口黃牙」，「狂吠」，「買一本《吶喊》，每天上廁所時撕一張」，等等。這場論爭，看起來很熱鬧，真正認真的深入一點的理性分析卻很少很少，所以魯迅說沒有一個能擊中其要害。 這場鬧劇的消極意義是：開創了我們意識形態領域中學術爭論、文藝爭論，不是說理而是亂戴帽子亂打棍子的惡劣作風和學風。這種「論爭」不能發展學術，不能發展理論，不能團結應團結的人而只能傷害人，其不少「大批判語言」還源遠流長地流傳下來，至今還有人頗為留戀，甚至拿來作為「敲門磚」。這場鬧劇對魯迅也有消極影響。從《兩地書》等文字中，可以看到魯迅曾擬回北平去，利用北京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去寫《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字變遷史》。正如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所說：「在魯迅先生的發展的途中，也遇到過幾次危機，很可能使他退隱於『藝術之宮』或『學術的殿堂』。」 來自「同一營壘」的傷害 左聯成立後，魯迅和歷屆左聯黨團書記如潘漢年、馮乃超、陽翰笙等，都相處很好。但自1933年夏秋間周揚擔任黨團書記後，與魯迅的磨擦就逐漸多了起來，甚至出現了與周揚關系密切的左聯成員不斷公開對魯迅挑戰和施放暗箭的情形。 例一，魯迅用筆名「公汗」在1934年6月發表《倒提》一文。不料廖沫沙撰寫雜文《論「花邊文學」》，認為魯迅的文章在為西洋人辯護，是「買辦」；還認為這種「花邊文學」「往往滲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遠，就將有人來唾棄」。魯迅後來將1934年寫的雜文編為一集，索性就名為《花邊文學》，並在《序言》中指出：「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 例二，魯迅1934年8月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被曹編入《社會日報》，同期還有一篇楊邨人的文章。田漢化名「紹伯」發表《調和》一文，稱魯迅已和楊邨人調和，並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國人之富於調和性。魯迅後來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提到了此事，還順便聲明：「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豫先知道，所以對於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當時和田漢在一起的夏衍看到魯迅此信，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魯迅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記下了這件事。 例三，在田漢參與編輯的《中華日報·戲》周刊上，1934年8月創刊號起連載袁牧之改編的劇本《阿Q正傳》。連載完第一幕後，編者想聽聽魯迅的意見，照常規的做法，得去拜訪魯迅，或者函詢魯迅，但《戲》周刊編者卻在該刊編後記中給魯迅寫幾句話：「我們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剛登完的時候先發表一點意見」，「這是編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讀者和演出的同志們的要求」。魯迅從報上見到《戲》的編後記後，趕緊寫了封長信託人送去。但田漢等人嫌魯迅答復太慢，在下一期的《戲》編後記中說：「這一期上我們很抱憾的是魯迅先生對於阿Q劇本的意見並沒有來，只得待請下期了。」這是催逼魯迅答復。魯迅見到後，趕緊又寫一信寄去，其中說：「我的回信已於前天送出了，還是病中寫的，自以為巴結得很，現在特地聲明，算是討好之意。」 例四，魯迅在1936年5月25日給時玳的信中說：「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產，我有一大把拔在這里，現在在生病，俟愈後，要把它發表出來，給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協會』發起人之一在他所編的刊物上說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別一發起人卻在勸我入會：他們以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誰射的。」但魯迅幾個月後就逝世了，這樣的冷箭終於沒有亮相。 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田漢等人對魯迅怎麼會到了如此不近人情的地步呢？很可能，他們當時是把魯迅視作「同路人」，而讓不讓這個老頭「同路」，得由他們決定。因而他們十分輕視、蔑視魯迅，甚至一有機會就奚落他，戲弄他。且看與周揚直接有關的幾件事： 1、解散左聯的問題。魯迅起初認為這要看一看再說，後同意解散，但要發表一個宣言，說明解散的原因，不是自行潰散。蕭三來信中說：「在組織方面——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它，另外發起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這與魯迅主張也是一致的。周揚們起初同意發一個宣言。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說：「魯迅的這個意見，周揚他們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經圓滿結束，可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又變卦了。魯迅因此大為生氣，認為他們言而無信。」 2、成立新團體問題。在解散左聯問題上如此不尊重魯迅，魯迅理所當然不參加新團體。魯迅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說：「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並不很小的關系，我確是一無所聞。」「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部都從此結束了。」周揚又指使何家槐寫信要魯迅加入作家協會並在宣言上簽名，魯迅復信說：「簽名並不難，但掛名卻無聊之至，所以我決定不加入。」解散左聯和成立新團體，是左翼文壇頭號大事，周揚、夏衍未與魯迅面談一次，也不親自寫信，表現了對魯迅的藐視。 3、兩個口號的問題。據夏衍等人回憶：他們是在讀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報告後，才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的。在提出口號之前，他們曾將那些文件的抄件給鄭振鐸、陳望道、茅盾、傅東華等人閱讀，這些作家表示贊成周揚他們的主張。周揚、夏衍是否同樣將有關文件的抄件傳給魯迅看呢？是否同樣與魯迅交談並徵求意見呢？魯迅即便不是左聯盟主，總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吧？ 4、對所謂托派問題。在「兩個口號」的論爭開始不久，周揚就發表《關於國防文學——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徐行的文章原發表在《禮拜六》《新東方》上，並未引起主流文壇的注意，何勞周揚親自出馬批判？接著就有了「魯迅是托派觀點」的流言。「以托派觀點破壞統一戰線」的大帽子就在魯迅頭上飄盪。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特地托茅盾轉給周揚一邊的《文學界》，卻不予刊載。 5、宗派問題。宗派主義活動在這長達兩年多的文壇風波中，可說是貫徹始終。1936年9月間，馮雪峰以黨中央特派員身份，籌劃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希望簽名者越多越好，以示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形成，但周揚等人以種種借口抵制，結果只有魯迅、巴金、冰心、周瘦鵑、包天笑等21人簽名，沒有一個中共黨員參加。 與創造社太陽社在發起論戰時不同，周揚發動的這場長達兩年的文壇風波中，身為文委書記的周揚本身就是統帥。他當時二十多歲，指揮這場運動自有一套程式：先是內部統一思想(學習文件半個月)，再是動員接近批判對象的周邊人士(如鄭振鐸、陳望道、茅盾、傅東華等等)，三是廣泛發動群眾(參加周揚等人發起的新組織「文藝家協會」的人越來越多)，四是發表文章定調(「破壞統一戰線」、「托派觀點」)，五是將對方最大限度孤立，群起而攻之。事實上，要不是魯迅及時發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文，使廣大文藝界人士了解其真實觀點，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魯迅在這樣的困境中，並沒有動搖他對中共的信念。他欣然接受方誌敏的委託，自信一定能將方誌敏的信件和文稿交給中共中央。他欣然接待了中共北方局派來的年輕人，滿懷信心地答應一定將他們的信件轉交黨中央。他還接受了不少現已無法查考清楚的來自各革命根據地的、來自紅軍將領的和單獨革命者的委託，希望能幫助他們找到組織關系。然而，長達兩年多的這場文壇風波，嚴重地傷害了他的健康。他帶著理想、信念，也帶著同一營壘的戰友的傷害，離開了他熱愛的人世。 對於這場歷時兩年多的文壇風波，僅以周揚和馮雪峰兩人的恩恩怨怨，或「意氣之爭」，是無法解釋清楚的。這是歷史事件，應像對待所有歷史事件那樣，進行研究、探討、總結，才能使人們正確地認識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❼ 五四時期的「托派」具體是什麼

蘇聯共產黨內托洛茨基（1879―1940，蘇聯人）與斯大林兩派之間圍繞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等問題的大辯論。屬於托洛茨基一派的被稱為「托洛茨基反對派」，簡稱托派。從1927年底開始，中國留蘇學生中的托派分子陸續回到國內，從事托派活動。1928年12月，托派分子區芳、梁干喬、宋逢春、陸一淵等在上海召開所謂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自稱「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史唐任幹事長。1929年4月，創辦《我們的話》，傳播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問題的觀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等人由於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取消主義者。他們接受託洛茨基的觀點，認為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是資本主義占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斷言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認為在當時只能進行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被稱為「托陳取消派」。1929年8月5日，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常委寫信，要求中央接受託派的主張，改變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陳獨秀等拒絕中共中央的多次警告，堅持錯誤立場，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於同年11月15日被開除出黨。12月10日，陳獨秀公開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2月15日，陳獨秀又糾集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左派反對派」的旗幟，攻擊黨的政治路線。1930年3月，他們創辦《無產者》作為機關報。在此期間，歸國留蘇學生中的托派分子還成立了兩個托派小組織：王文元、王凡西等組織的「十月社」和趙濟、劉胤等組織的「戰斗社」。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和托派臨時國際的催促下，上述4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聯合舉行大會，建立統一的中國托派組織，名稱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選舉了「中央委員會」，陳獨秀、鄭超麟、陳亦謀、王文元、宋逢春為常委，陳獨秀被推為總書記。不久，它的領導成員先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這個組織隨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組織還在繼續活動。1935年1月，中國托派組織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陳獨秀成為中國托派組織的首領後，雖然對國民黨反動政府仍有所批評，但主要地是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的活動。由於托派的主張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加之內部派系的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統一組織很快陷於分裂和癱瘓，沒有在社會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❽ 左權不死該給什麼軍銜

大將的可能性比較大，元帥的可能性偏小

樓上的兄弟，八路軍的參謀長是葉劍英，左權是副參謀長

看一下資歷就清楚了，紅軍時期，左權當過一軍團的參謀長，論級別在十大元帥裡面偏低（也就是和後期陳毅地位差不多，但陳毅資格更老，參加過南昌起義。聶榮臻同期是紅一軍團政委，地位比他高）

抗戰時期，和彭德懷在一起，在太行山協調作戰。但不屬於方面大員，雖然短時間出任了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員（主要還是先幫黃克誠撐場子的，後來由黃接任）、

而日後的10大元帥中，除了林彪在蘇聯養傷、朱德、彭德懷統帥八路軍，葉劍英在南方搞統戰之外，其他幾個人都是一方大員

當時八路軍有4大根據地，一方大員分別是：晉察冀（聶帥）、晉冀魯豫（劉伯承、徐向前）、山東（羅榮桓、徐向前）、晉綏（賀龍）

其中徐向前由於不受太祖信任，在山東幹了一段後被調回延安。其他各級主官都是獨當一面的，日後當上元帥的主。說明這段經歷對日後能否獨立主持一個戰略區非常重要，沒有這段經歷，在解放戰爭時就很難成為一方諸侯，日後評上元帥

所以說，左權無法評元帥，充其量是個大將
而且看一下歷史就知道了，直到他犧牲，托派的帽子還帶著，這也是很不利的

❾ 左權的托派帽子誰不同意摘了

如果我比你大點，會介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