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怎麼打領帶視頻

Ⅰ 請問斯沃琪手錶有哪些功能是瑞士生產的嗎

Swatch的出發點始於消費者需求，而不是生產過程。它打破了人一生只會買一塊手錶的習慣，把手錶的功能從計時的理性訴求轉換到感性訴求，開始將手錶當做一種流行、時髦的配件，完全顛覆了產品的定位。
今年母親節，Swatch新款夏季運動系列表面市。該系列表採用高科技和傳統材料，創造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塑料材質變幻出多種不同形狀和色彩，並結合了硅、合成橡膠、不銹鋼、無光澤鋁製品、合成皮革、樹脂以及寶石，所有這一切都在充滿運動和樂趣的季節中與智能和想像完美結合在一起。

應對災難

瑞士的鍾表業具有古老的傳統，它在世界市場獨領風騷幾十年，滿足了一系列的消費者需求———從精確度到款式、從豪華到品位，手錶的價位從100美元到50萬美元不等。但在半個世紀里，瑞士製表業的產品設計沒有什麼變化，它的目標仍然是那些保守的、富裕的消費者，因為他們肯為一件產品出高價，而這件產品最為與眾不同的特徵是，上面印著「瑞士製造」。
但是在20世紀70—80年代裡，一場暴風雨席捲了瑞士製表業。價值100億美元的手錶市場從傳統模式的瑞士企業大量轉向了以天美時、西鐵城、精工和卡西歐為代表的新企業。通常的解釋是，這場災難的原因在於技術進步，尤其是數字手錶的發展。然而尼古拉斯·G·哈耶克———製造斯沃琪手錶的企業家，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原因不在技術，而在於瑞士管理者的頭腦。
哈耶克尋找的線索不是在數字技術或低成本製造體繫上，而在於風格和樣式上。他一開始對生產便宜的手錶並不擔心，相反，他追問消費者對手錶有什麼期望：好玩、好看、神氣……還是這些都有？
哈耶克堅信，如果他賣的是樂趣和花樣，消費者就會需要5塊甚至一打手錶，而不僅僅是一隻行走緩慢的爬行物。因此，要設計一種獨特的產品，它向消費者傳遞獨特的信息：「高質量、低成本、刺激，具有生活情趣。」他開始給手錶注入情感，使它不僅成為一種高質量的產品，而且是一種有滋味的、招人喜歡的裝飾品，像耳環或領帶一樣。這樣就給戴錶者一種反傳統的獨特形象，甚至表達一種其他方式難以表現的幽默。

挑戰低價

哈耶克的主張從1983—1985年開始實施。1985年，哈耶克和一些投資者收購了兩家鍾表企業ASUAG和SSIH全部資產的51%，合計1.5億瑞士法郎。在取得控制權後，哈耶克的主要行動是跨過「經濟型手錶」的門檻，進入「附件」、「風格」和「時尚」的領域。
在哈耶克上任時，高檔消費市場正在萎縮。瑞士手錶業雖然佔有這個市場的90%份額，但卻失去了正在增長的中檔市場。至於低檔市場，低於100瑞士法郎的瑞士手錶根本沒有人生產。哈耶克意識到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他發出一個近乎荒唐的挑戰：「找到一個方法，讓我們在瑞士以30美元的價格出售手錶。」
哈耶克的挑戰激勵了他的團隊，從而導致了一系列的突破。例如，他們把手錶的零部件從155個減少到51個。減少了轉動的部分，也就降低了損壞的幾率，並且公司在組裝手錶時所需的人手也少得多，而這些瑞士工人的工資都很高。由此，勞動力成本從30%降到10%。「我們使手錶盡可能保持最高的質量。我們的表基本不壞，它比世界上的任何錶都要好，返修率不到1%。而世界上最好的手錶的返修率是不到3%。」看來哈耶克在賦予了Swatch時尚外表的同時，在質量控制上也下了一番工夫。
更重要的還是產品要得到顧客的認可。哈耶克在選擇消費者上下了一個大膽的賭注。他研究了年齡為18—30歲購買耐克運動鞋、貝納通運動衫、蓋普服裝和布魯斯音樂唱片的消費者。他認為，要在這個市場上取得成功，必須能夠感知消費者口味的變化，這比掌握新的生產技術重要得多。
一切都很順利，那時哈耶克的新產品所缺的只是一個名字了。哈耶克曾回憶：「當時我們正與一家美國廣告公司合作。他們想到了世界上最刺激的名字，但沒一個令人滿意。吃午飯時，有位女士在黑板上寫下了Swisswatch和secondwatch，然後她寫下Swatch。我們的英語不太好，這倒幫了我們。我們當時並不知道swatch在英語里是指干凈的毛巾，要是知道的話，我們是不會讓公司用這個名字開張的！幸運的是，它在任何歐洲語言中聽起來都很好聽———包括英語，甚至在漢語中也不錯。」

時尚元素

斯沃琪運氣不錯，它不僅創意好，而且開始流行。消費者喜歡這種表，他們希望在顏色、風格和款式上能有更多的選擇。
斯沃琪的品牌獲得了成功，哈耶克建立起了與消費者的關系，得到了消費者的信賴。不久，斯沃琪開始在多樣化上受益。聰明的促銷和限量生產，使斯沃琪獲得了另一種特性：去年的斯沃琪表不能替代今年的斯沃琪表。不斷的設計創新使消費者的興趣達到了頂峰。
斯沃琪的愛好者不是完全一樣的。哈耶克巧妙地刺激著熱情的消費者，使他們對迅速傳播的東西感興趣。公司建立了斯沃琪會員俱樂部，向會員出售特製手錶，提供斯沃琪產品的完整目錄，邀請他們參加俱樂部活動。俱樂部會員還會收到漂亮的斯沃琪手錶雜志，這是一份按季度出版的全彩色雜志，上面刊登關於斯沃琪手錶的全面信息。
時尚就是時尚，斯沃琪抓住了消費者，然後它不斷更新時尚手錶的概念，從不停步。
1983年開始實施的企業設計，使斯沃琪的價值有了巨大增長。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SMH(Swatch品牌的母公司)的銷售額達到20億美元，利潤為2.8億美元，公司的市場價值超過了38億美元。

Ⅱ 賽爾號哈耶克吃大地靈狐的沙暴疾風刺的害怕效果嗎

不吃。

哈耶克免疫所有異常狀態，包括大地靈狐的大招及其他一切精靈技能的附加狀態，連勇氣號的旋風破都無效，如果樓主想走這條路線去擊敗哈耶克，只好勸你放棄，無效的。

哈耶克的打法：

1、瞬殺，（絕命無效的），只有瞬殺特性才可以

2、蓋亞強攻法（愛拍上有視頻），但此方法需要極大的RP。

3、斯蒂亞加大地靈狐的弱化控場打法（適合RMB玩家，不知樓主是不是）

其實哈耶克的使用性幾乎為零，標準的三無產品。所以打不打意義不大，主要都是為了那20成就，樓主可以自己選擇。

Ⅲ 五年級第八單元作文《記一次——的活動》520字

記一次萬聖節活動
記得一次在哈博瑞森里辦了一個萬聖節活動，在晚上七點左右舉行，裡面有許多演員，小孩子也有呢！
我和濤濤加入了這次的萬聖節活動，綠組，帶領我們的是一個演狐狸精的大姐，這次開始的活動是找朋友，男男女女都有，還要按規定的數字相互抱在一起！唉，這怎麼行啊！一剛開始，屋裡一片漆黑，裡面什麼都看不見，一位老師突然說：「TOW！」聽了，我急忙找到濤濤抱在了一起，還有幾個人沒找到，只好站一邊。「TEN！」老師又說，然後我們男生一個連一個抱在了一起，第二次，我們又贏了，「我們不要分開！」濤濤對我說。「嗯！」我回答了。「SIX！」說完，我們又抱在一起了，我被擠了出來，而濤濤被一幫女生給拉了過去。唉，真是兄弟遇難各自飛呀！
第三次我輸了，濤濤贏了，可不知是他有義氣還是什麼的，對老師說：「老師，我讓MIKE上！「我聽了，便在一邊悄悄地對自己說：「讓我上？為什麼？」我一口否決了。看來濤濤還把我當成好哥們兒！現在是有難同當了！
到了下一個環節——飛鏢！我與濤濤站在了一起，對女生。順序是女生先男生後。一飛，沒中，第二飛，竟中了個80！讓我們男生「哇！」地喊了一聲，到了男生，是我飛，一飛，中了50，第二飛，中了10！男生落後了一分，計時時間是3分鍾，已經過了2分鍾，讓我們男生屏住呼吸數女生的分數：「100！200！250！300！360！380！390！490！哇！女生490！」我們男生才360，有可能勝嗎？還剩下30秒！我心想：上次輸了，這次可不能輸！想完，一飛，80，再一飛，50。平局！竟然是平局！我心想。「這一局平局了！」我嘆了一口氣……
到了最後一個環節——鬼屋！這次可要把女生嚇個半死啦！個個男生偷笑一聲。我們早已埋下了恐怖嚇人的地方，讓女生一步步地走過，看著燈光一閃一閃的，幾個女生嚇得直發抖。「啊！」一個女生被我們同時嚇了一大跳，幾乎把她嚇得倒下來了，不過聲音還真大，叫得連外面的老師都聽見了！
這時我們同時躺在地上哈哈大笑，笑得我們肚子都爆了。這次還不給我們男生贏回來！

記一次邪教活動
昨天，我又去參加了一次劍橋的邪教活動：吃一種叫做「Formal Hall」的東西。

據說「Formal Hall」是劍橋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說它是邪教活動，是因為它的形式是這樣的：夜黑風高的晚上，在一個黑咕隆咚的大廳里，一群穿著黑袍子的人，一邊竊竊私語、一邊吃一場匪夷所思地漫長的晚飯。

Formal Hall是由各個college組織的。College在這里翻譯成學院，但它不是專業劃分意義上的「學院」（比如「法學院」、「商學院」），而是一個個地理意義上的「學生生活住宿區」。劍橋有30來個學院，其中的「三一學院」、「國王學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聽說過。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學生住宿區（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間圍著一塊很大的草坪）、圍牆、圖書館、草坪、食堂、財政來源和行政管理機構。每個學生（和大部分老師）不但有一個學術上的系院，還有一個生活上的學院，是劍橋牛津獨有的特色。

學院的院長一般都是一些社會聲望地位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學院現任的院長是英國皇家協會的主席，前院長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提爾·森；比如現任的Caius學院院長以前是英國駐華大使；我的學院院長（Newnham學院）以前是BBC董事會董事之一。但是由於各個學院本質上是「學生生活住宿區」，沒有什麼權力，所以一個比較滑稽的畫面就是，那些曾經在國際某壇上風雲一時的院長們雖然「社會聲譽」很高，但是他們穿著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討論的往往是「學院前面那塊草坪是不是該修了」、「圖書館門口那張桌子要不要移走」、「下個月我們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電腦」這樣雞毛蒜皮的問題。

客觀地說，作為一個「外來者」，我覺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義的層級和條塊，沒有多少意義，就是個「傳統」而已。但是college有個意義重大的功能，就是組織「吃飯」。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還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場合組織師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說「Formal」，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較正式，男的打領帶領結，女的袒胸露背，總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參加奧斯卡頒獎似的。但是比較奇怪的是，大家同時都要穿一種牧師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還要求大家裡面穿得活色生香，這不是存心「逗你玩」嗎，一直沒想通這一點。

Formal還有一個含義就是吃得特別正式：餐前酒；麵包；開胃菜；正餐；甜點；水果；餐後酒；咖啡和茶。一樣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飯吃下去，怎麼也得戰斗3個小時。我吃過最長的一次近6個小時，最後活活給吃餓了。

Formal還意味著吃飯比較繁文縟節，比如飯前大家聚在某個神秘大廳喝酒，然後到一定點由某神秘人物敲一個大鑼，「咣」的一聲，大家才在「院長」帶領下紛紛走到餐廳。有時候還要按一定順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齊齊站著，默哀一樣低著頭，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謝邪教教主賜予我們食物」之後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學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還必須停下來，又像默哀一樣起立，聽旁邊一個唱詩班唱幾段拉丁文歌曲，然後才能坐下接著吃完。正式吃完的時候，大家再站起來默哀一段，聽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後才魚貫而出—-不行，你還不能走，還得接著去另一個神秘大廳喝酒。

餐廳的布置當然也很正式。劍橋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個個都像皇宮，餐廳也不例外。一般飯桌都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長條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燈，桌子上面每個人眼前都擺著四五種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為了增加情調，有時候還一人面前點個蠟燭。據曉旭說，有一次他們學院吃飯，外面還天亮著，桌上就點上了蠟燭，為了增加邪教「氛圍」，最後只好把窗簾拉上，大家就著燭光扒拉吃的。

餐廳的牆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爺爺的舅舅的弟媳婦的三表哥什麼的，個個戴著假發，穿著制服，挺著肚子，死死盯著我們盤子里的食物。

來劍橋9個月，由於同事和朋友的邀請，我已經吃過10來個不同學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這個，是社會學系一個同事邀請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譜吧：

第一道菜（其實本來就在桌上的）：麵包和黃油。

第二道菜：一片魚（冷盤），貌似半邊紅鯉魚。

第三道菜：蘆筍上面蓋上幾片生牛肉（這是整個晚上我最喜歡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蓋在土豆泥上面，配蘆筍、蠶豆。（到這時候我已經吃飽了，所以雖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紙口袋裡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說明這個college的廚師還是非常有創造力的）

第六道：甜點，包括巧克力、餅乾和cheese （這時候我們從一個大廳轉戰到了另一個大廳，不知道為什麼）

第七道：茶、咖啡。

順便說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對餐前、餐中、餐後的n種酒根本沒有關注。事實表明，在劍橋不會喝酒似乎是一個重大損失。這里開學術會議都經常一邊喝一邊開。雖然很多學院在「研究經費」方面捉襟見肘，喝酒的錢確實一分都不能少。「窮什麼不能窮喝酒，苦誰也不能苦教授」……

老實說，像我這樣一個在縣城街頭啃甘蔗長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適應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兩次嘗個新鮮還行，後來都是出於人情。

穿個黑袍子、起立默個哀什麼的，也就罷了，主要是不喜歡那種「強制性的談話」過程。一般來說除了帶你去的那個朋友，前後左右都是陌生人，談得來談不來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飯，放眼望去，都是一些頭發花白、鬍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邊也不例外，導致我昨天一整個晚上：三分之一時間在和我同事討論哈耶克和吉登斯（確切地說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罵哈耶克）；三分之一時間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討正負電子對撞機和英國城市規劃問題；另外三分之一時間和某衛星學家探討衛星手機行業的最新進展以及台灣政治的走向問題。

興趣愛好廣泛的我，並不介意了解一下衛星行業和電子對撞機的發展動態，但是，四個半小時啊，同學們。關於衛星行業和正負電子對撞機哪怕台灣政治，我確實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而關於陳冠希緋聞和王石捐款數額問題，他們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但是在大鑼被「咣」地敲響之前，我們又必須馬不停蹄地說下去。

所以我就說啊說、說啊說，說到兩眼發直、不省人事、「花兒都謝了」為止。

問題是如果你停止講話獨自枯坐就會顯得過於反社會。這不像是國內那種圓桌式飯局，七八個人裡面有一兩個「主講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聽。這種長條形桌子造成了講話必須兩兩進行（最多偶爾三人四人進行）的強制局面。這種必須兩兩進行的對話格局，加上身邊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這個事實，加上一餐飯要吃上三四個小時的事實，加上坐在你旁邊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談不來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構成一次馬拉松式的耐力考驗。吃到最後，多麼希望紅十字會救援人員能夠對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將我從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談話中給挖出來。

據說formal hall是牛津劍橋特別自豪的東西，因為它讓背景不同、專業不同的人有一個交流的機會，這聽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當談話進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這樣明顯沒話找話說的地步時，我還是開始深深地懷念那種國內小火鍋店裡吃火鍋的情形。想吃什麼吃什麼，想跟誰吃跟誰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麼聊什麼，什麼都不想說的時候，往椅子背一靠，伸個懶腰，看大街上的人來人往，那愜意，哪是穿著黑袍子坐在皇宮式建築里和白人老頭子聊衛星手機能比。王怡寫過，自由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吃飯的方式，追求的無非是低調、簡單、隨便、溫暖、私密、愜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這一切的反義詞。

當然也不是全無收獲，仔細回想，一個晚上下來，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識：1. 日內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負電子對撞機；2. 吉登斯老師和我系某老師曾經有過重大死磕史；3.衛星手機便是地處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蠶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著吃。

記一次捐款活動
給災區人民捐款，對很多人來說，是嚴肅認真的事情。

但災後兩天，台灣「行政院」旋即代表台灣當局承諾向四川災區捐款20億新台幣，摺合人民幣5億，這基本上是震災以來最大單筆捐款了。數額之大，列為全球第一，不僅把大陸政府嚇了一跳，也把捐款人自己嚇了一跳。

捐款人是誰？所謂政府當局的捐款，其實還是替全體民意代為捐款，所以捐款人的主體還是台灣老百姓，政府這么一出頭，有沒有責任先和老百姓打個招呼？有沒有說明款項的組成與去向？事情來得太突然，一時間，老百姓除了懵懂，還真有嚇一跳的感覺。

老百姓被嚇到是一件大事情，雖然已經率領眾閣員總辭，但面對民眾質疑，台灣前「行政院長」張俊雄不得不二度召開記者會，詳細向說明了賑災的「具體細項」。

根據規劃，20億的賑災，第一階段為8億元，其中包括「政府」動用第二預備金7億元的現金捐款，及價值1億元，由「農委會」負責的約2000噸米糧的物資。至於第二階段12億元的部分，除了「人事行政局」會協調所有公務員捐出一日所得，總計約2億元外，其他部分則希望民間能踴躍捐款補足。

捐款人總算明白了自己是怎麼捐的這筆善款，但「政府」動用第二預備金，還是立刻有立委質疑。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認為此事並不合適。她說：「我覺得要三思而行，這個七億是台灣緊急災害要動用的錢，是台灣的保命錢。如果我們動用出去了，那台灣怎麼辦？就看守內閣的體制而言，它不適合做出這樣的決議。」不過，國民黨立委張顯耀則表示支持。他說：「七億在第二預備金裡面連十分之一都不到，面對這么重大的災情，我覺得提出七億非常合適。」

對於將請人事行政局率先發動公務員「一日捐」（即捐出一日所得）的活動，預估可募集到新台幣2億元。則因為公開目標在前，勸募在後，有挾道德以請君就範之意義，而被民眾痛批為「不樂之捐」。

很多質疑事件的「捐款人」認為，並不是心痛這個數字，更不是借這個機會表示對大陸的不友善，最主要的，是這筆善款好象加入了太多的政治考量。本來是善款善事，到頭卻變成有人吃飽了還要打包。政府有慷百姓之慨的嫌疑了。

當然，質疑歸質疑，既然已經被代表了，「捐款人」雖然有所吃驚，最終於也不再說什麼，人道包機與貨運包機，作為計劃的一部分，早前已經實施，「一日捐」則估計要520後方可大體成形，這一場風波其實絲毫沒有影響台灣民間的捐助。

到昨日，台灣企業界共為災區自發捐助善款22億，遠超規模數量都比之強大得多的大陸企業界，繼續列為全球第一。

記一次少先隊活動
今天老師帶我們到市體育館參加了第二屆中國少年先鋒隊代表大會。一大早我就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隨著老師到了體育館。
市內各個小學的同學都來了，人很多，到處是「嘈嘈」的聲音，當主席台上響起嘹亮的國歌和「咚咚」的鼓樂聲時，全場才安靜下來。市各級領導為本次活動致詞，並做了重要講話，且期望我們廣大少先隊員「勤奮學習、快樂生活、全面發展」願「星星火炬，代代相傳，十星閃爍祝成長」。
緊接著在我們嘹亮的國歌聲中進行了文藝演出。看！台上正在出旗呢！在主持人的號召下，台下的全體隊員「唰啦」一下全都站了起來，緊跟著奏樂大聲唱起了國歌，「我們萬眾一心……」聽！聲音是那麼響亮，台上的出旗手邁著「吧吧」的正步走入了後台。「咚、咚咚」鼓號隊出來了，他們身著白衣，排著整齊的方陣隊，在披著紅袍指揮員的指揮下，神氣而又精神抖擻地打著鼓、吹著薩克斯,他們是那樣的訓練有數，不停地變換著隊形，一會兒是三角形、一會兒是正方形、一會兒又變成不規則的圖形…… 引得我們在台下觀看的同學不時發出感嘆「哇……」「哇……」。
接下來又表演了希望片《動感少年》，那壯觀而又活潑的場面，充分表現了我們青少年富有活力的精神面貌；《小芽天天長》把學生比作小芽，把學生們渴望得到知識比作小芽渴望鑽出地面，充分表現了我們少年兒童勤奮、樂觀、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
隨後的武術表演將整個活動推向高潮。也許是我們小朋友都愛動愛玩吧，尤其是那些男同學，竟興奮地跟著台上的表演者把紅領巾當著棒子舞得「呼呼」直響；看著台上「噌」「噌」地翻著跟頭，急得在座位上蹦；「噔—噔—」這是什麼？啊，原來是醉拳！你看那身穿紅色衣服的小孩，真得像喝醉了似的，踉踉蹌蹌，東倒西歪，似乎醉得站都站不穩。看得我直為他擔心，心裡「撲通」「撲通」直跳，台下的觀眾們個個都搖頭晃腦，「醉」倒全場……
演出節目不斷進行著，大家的心情都顯得無比激動，台下不時爆發出陣陣「嘩嘩」的熱烈掌聲，並揮舞著手中的道具為台上的表演者加油，忘形得「噢噢」直叫，歡呼雀躍……活動在「砰砰」的禮花聲中結束了。「前進！前進！……」的國歌聲久久在我的耳邊回盪……
通過這次活動，使我感受到了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的光榮和自豪，同時也使我明白了：我們要繼續繼承和發揚少先隊的光榮傳統，做到知榮辨恥，明辨是非。

記一次拓展活動
九月二十三日，陽光明媚，秋高氣爽，北大青鳥上海科技中心47T班全體學員開始了他們為期一天的拓展活動。學員們身著便裝，搭乘兩輛大巴從雁盪路84號科學會堂出發了。

大家一路歡歌笑語，還沒來得及熟絡的學員們也相互認識，大約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我們就到達了我們的第一站—鳳凰嶺。在鳳凰嶺的山腳下，我們集合成隊，兵分兩路開始爬山。成天在城市裡生活的我們就像是關在籠子里的小鳥被放飛一樣，我們發現遠離城市的喧熙，呼吸郊外自由的，大自然的味道真是一件特別幸福，特別美的事。尤其，我們不是孤獨的，是有著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的陪伴，再混合周圍青草，秋露，還有陽光的味道，真像是在品味一道自然甜點，那種滋味沁人心脾，絲絲順滑。

爬山大約費了我們近兩個小時，在山上我們拍了不少照片，有「專業」水平的，也有「非專業」水平的。呵呵，到時候看看照片，效果就知道了。不過，現在看著這些照片，大家的笑容都特別燦爛，特別陽光，這不僅僅是紀念我們47T班的第一次集體出遊，更是我們全體學員對ACCP的訴說和承諾：我們感謝ACCP為我們搭建了這個平台，讓我們從迷茫的人生中走出來，聚在一起;讓我們從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變成相識、相知的好兄弟，好姐妹。當然，貪心的我們也希望未來的一年中在ACCP品嘗IT大餐的時候，也經常出來走走，讓我們像今天一樣與自然融為一體，大家強身健體的同時，學員們，師生間的交流也能變得更融洽，更輕松。

不知道是因為爬山的原因，還是我們在為下午做好充足的能量准備，大家中午胃口都特別的好，飯桌上的菜一盤盤地被我們消滅了，不過沒人喝酒，下午的活動很重要，要有充沛的體力和一顆清醒的頭腦。呵呵，也沒有那麼誇張了，下午我們安排的節目是槍支射擊活動。

射擊活動前，我們先去參觀了坦克博物館，大家在博物館解說員的帶領下回顧了一下我軍坦克引進，軍事使用，自我研發、製造的一個歷史過程。在這里，不知道是下午的原因還是這樣一個活動安排勾起了我又一次對軍人的崇拜之情，看著陳列館里留下的當年那些軍人們寫的工作筆記，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單純，他們對生活的熱情與執著。相比我們現在，就業壓力和生活的快節奏讓大家有時候很容易就迷失了自我，但是只要我們不斷的給自己樹立新的目標，生活就會變得有輕松有序；只要我們做好了為目標奮斗的心理准備，付出就會有被肯定的一天。我們今天選擇ACCP來學習，其實就是一種對生活，對人生的態度。我們願意在今後一年時間來聆聽專業老師的教誨，不斷的學習與進步，讓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從容。

最後一站就是射擊現場了，看看照片吧，大家的射擊成績都挺不錯的。我很膽小，很害怕，本想把射擊牌作為禮物送給那些射擊狂人。不過在學員們的鼓勵下，我還是嘗試了一下，成績也還是很好的。雖然射擊完後的幾十分鍾內我都是驚魂未定，可是心裡還是竊喜了好一陣子的。呵呵，謝謝一直陪伴在我身邊的好兄弟，好姐妹們。

一天的活動好快就結束了，大家心情都很high, 難分難舍......

記一次「採摘」活動
在北京學習中，我參加了曙光幼兒園汪京莉老師組織的一次 「採摘紅薯」活動，對於如何貫徹《綱要》的要求我又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汪老師首先組織了討論活動，讓幼兒猜想「紅薯都長在什麼地方」。孩子們興高采烈地說起來：紅薯長在水裡，紅薯長在樹上，紅薯的顏色是紅色的，等等。汪老師將「問題」巧妙地拋給幼兒，在幼兒積極參與下，又將「問題」巧妙地接到手中，告訴孩子：「秋天到了，我們一起去大興找一找紅薯，看看紅薯長在哪裡」。孩子們頓時歡呼起來！當《采果子》的音樂一響起來，孩子們又跟著汪老師一起模仿各種採摘動作。

第二次活動時，汪老師又和孩子們討論「採摘時要准備什麼東西」。孩子們根據以往的秋遊經驗，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起來：我要穿軟鞋、要拿小刀子、要拿小鏟子，還要帶上好吃的……

同時，汪老師還同旅遊公司聯系，請導游幫助負責孩子們的安全和一些知識的講解。汪老師積極准備著，把所需的照相機、葯品都裝好，同配班老師作了詳細的分工。

秋遊的前一天，汪老師又邀請家長開了一個「小沙龍」，講明活動的要求及家長配合的要點，把教育理念轉化為可操作的教育行為。

第二天，家長同孩子一起坐上旅行車出發了。一路上家長們給孩子們講解秋天的色彩，孩子們都認真地看著，聽著，說著。

當到達目的之後，孩子們一個個歡呼雀躍起來，拿起自己的東西快速同父母下車。終於，一大片綠油油的紅薯藤和紅薯展現在孩子們面前，孩子們大聲喊起來：我看見紅薯了！老師的哨聲一響，他們拿起小刀、小鏟，用力挖起沙土：「我挖了一個大紅薯。」 「媽媽，紅薯像一個龍。」「爸爸，我們一起使勁拔一拔。」……一個個「勝利果實」被孩子們挖出來，他們的臉上充滿了喜悅之情！

最後，在老師的引導下，家長同孩子一起梳理舊的經驗，提升新的經驗：紅薯長在沙土裡，它的內瓤顏色是黃色或白色。

在這次活動中，處處可以感受到教師對兒童的尊重和對教育契機的把握。當孩子說「紅薯長在樹上」時，汪老師並沒有呵斥或者嘲笑孩子，而是讓孩子自己去驗證，保護了孩子的積極性。

挖紅薯時，汪老師很有心，善於撲捉每一個教育契機，適時讓孩子輕松學習，增長知識。如：走小路，就教孩子「彎彎曲曲」這一形容詞；挖紅薯時同孩子的爺爺一起討論「紅薯藤下怎樣發現大紅薯」；挖出了紅薯組織孩子說說「紅薯像什麼」，等等，增加了此次活動的「含金量」。

這次秋遊活動在快樂中體現了教育的價值，不是單純的為快樂而快樂。如果這次活動能和其他教育活動銜接起來，就更好!我發現孩子對田地里的「拖拉機」比較感興趣，在回來之後，教師如果能將「拖拉機」延伸到正規教學活動中，那麼孩子的知識會更豐富，印象也會更深刻。

記一次登山活動
這是一個夏日炎炎的星期六，我隨著爸爸到白雲山登山。這次的登山是爸爸公司組織的一次活動，爸爸公司經常組織這樣的活動，讓員工們加強身體鍛煉又能放鬆工作壓力。

說起白雲山，它素為南粵名山，自古有「羊城第一秀」之稱，它位於廣州市北郊，總面積是20.98平方公里，主峰「摩星嶺」海拔382米，登在高處可俯瞰全廣州市，遙望珠江，每當雨後或暮春時節，山間白雲繚繞，蔚為奇觀，故以得名。白雲山很早就知名於世。戰國時已有名士出入，晉朝時已風景宜人，唐朝便以勝地著稱。宋代以來的「羊城八景」，白雲山就佔多處。市民一向喜歡到此登山游覽，尤其在節假日，更以登白雲山為樂事，每逢此時，扶老攜幼，人流熙熙攘攘的熱鬧場景便構成羊城一幅獨特的風情畫面。

登山能鍛煉身體、鍛煉意志，在郊野吸收大自然新鮮空氣，使身生獲得調節。現在是信息年代，科技昌明,很多事情都不用出門就能辦成，人們一天到晚待在家裡，坐班在公司，很少運動，這樣一來很容易弄出病來。自「非典」病毒肆虐以來，加強健身運動，提高個人體質，從而保證工作、學習質量，更是顯得尤其重要。

台風「伊布都」過後兩天的廣州，狂風暴雨使氣溫稍稍地下降了一點，但依然悶熱，天空上還不時地出現一遍遍烏雲。一大早，我准備好雨傘和飲水，放進背包，坐上爸開的車，我們出發了。車停在了山下，爸說由於擔心下雨,這次我們選擇了一條比較平坦、好走、卻比較遠的路來上山，但為了達到鍛煉的目的我們決定要一口氣登上目的地。進了山門我們一路往上走，還走不到10分鍾，我已經汗流浹背了。夏日的陽光好像硬要拔開婆娑的綠樹，透射在我的臉上，熱辣辣的。我們邊走邊欣賞著兩邊的景色，路上人們熙來攘往，大概是因為周六假日的關系，看來大家都有著加強健身的意識了。白雲山上有許多著名的自然風景區，我們沿著山路一直往上爬，山路兩旁都種滿了高大翠綠的大樹，隔一段路就有一個休息點，設滿了石凳，到處是綠樹成蔭，往下看山間的泉水嘩啦嘩啦地往外流，真是感覺舒服極了，哦，原來這里叫「蒲谷」。那漫山遍野都開滿了不知名的花，周圍的昆蟲在忙著採花蜜，真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這時我們走到了一遍綠草如茵的草坪上，就像一塊巨大的綠地毯，到處都是嫩綠的小草，山裡一陣清風吹來，小草和小野菊擺動著身體，好像在向我們呼喚，風把烈日下的熱浪帶走，留下一片清新，真是使人心曠神怡。28分鍾，我們走到了「能仁寺」的景區，爸爸告訴我離「山頂公園」目的地已經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前面是一個很陡的坡，他關心地問：「累了嗎？需要休息一會兒嗎？」，我在想：「我們要一鼓作氣地到達目的地，才能達到鍛煉的目的，不能氣餒。」我從背包拿出了飲水喝了兩口遞給了爸，回復說：「我們還是繼續吧！」爸看了看我，似在說「好樣的！」看著綠草青山，看著不斷遠離我們的城市，我們繼續前進，從大道轉入石階山道，又走到了一處稱「虎丘」 的景區，天氣實在太熱了，爸爸問我要不要吃個雪糕涼快一下，我連忙說好，我們一邊吃著甜絲絲的雪糕，一邊往山上邁進，登山郊遊確是樂趣無窮。在路上，我們不斷地超越了爸爸的同事，這時爸爸的手機響了起來，哦，是爸的一個同事在遠處發了來一個有趣的簡訊：「你戴著墨鏡，吃著雪糕，你兒子跟在你後面」，我們看後都不禁地笑了起來。走著走著，我覺得雙腿沉重了起來，汗水把衣服都濕透了，爸也說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樣子，我看了看爸依然在前堅定的走著，我心裡也給自己不斷的鼓勁「堅持，堅持就是勝利！」。40分，我們到達了「山頂公園」目的地，看著汗水從我們額角不斷地流下來，但掩蓋不住勝利喜悅留在我們臉上的笑容，我們站在山頂，俯瞰山下高樓林立的廣州市，高聲喊著「HI！你－好－嗎？」，這聲音隨著公園播放出悠揚的音樂聲，在山野間回盪著，構成了一副如詩如畫的美景，白雲山美景使我陶醉，使人流連忘返。

Ⅳ 錢幣經濟

紙幣是經濟的紙枷鎖 ，紙幣是經濟的催熟劑。

紙幣可以讓你飛黃騰達，紙幣可以讓你家破人亡。

紙幣一旦出軌，就極有可能讓勞動致富成為艱難的事情，同時造就一個又一個「非勞動致富」的神話。一個人「非勞動致富」不可怕，一個國家「非勞動致富」駭人聽聞，全球「非勞動致富」直接等同於人類自殘。出軌的紙幣締造了一個出軌的世界。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世界經濟的一次集體出軌。

金融危機後的中國和世界何去何從？有人主張資源為王，有人堅持金融獨大，這都是資源金融的論調。資源金融只會加劇「非勞動致富」，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窮、越來越少的人越來越富」。因為絕大多數人賴以為生的工作是各種各樣的實業，而畸高的資源和資源金融只會壓榨實業，同時毀滅性破壞生態環境。人類經濟和地球生態處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或上天堂，或下地獄。

本書提出了化危為機的六大戰略。本書是中信集團總部高級主管多年潛心之作,實為後金融危機時代的經濟學力著!

全面進入紙幣時代

2008年以來，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席捲了全球。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的危機？這場危機的歷史定位如何？將會給世界帶來哪些警示？目前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危機前，貨幣主義的霸道、金融創新的傲慢、不斷增值的美國土地、人人羨慕的美元……，這些華麗的東西共同構成「美國夢」。美好的「美國夢」長期作為全球經濟引擎，帶給人們高額回報的預期，引領人們狂炒資源金融，構築出一個詭異的虛擬經濟世界。世界各地的人們，沿著追逐貨幣，追逐財富夢想的軌道，半推半就中，半夢半醒間，一群又一群，飛蛾撲火般湧向這個虛擬世界。

危機後，人們正確認識到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本末倒置造成了大危機」。但是，這種「二分法」只是正確提出了問題，對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具體情況缺乏深入分析，對老百姓的投資也沒有多少具體價值。其實，資源—能源泡沫是大危機的「元兇」，金融—美元是「幫凶」，實業—貿易是「受害者」。

資源—能源泡沫是如何吹大的呢？華爾街自然是主吹手，他們創造並過度炒作了資源金融。資源金融又是如何傳給全體美國人的呢？通過消費金融，主要是消費信貸，具體主要是次級房貸。次級房貸被證券化後，賣給了全世界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因此，這是一場巨大的群眾性的消費金融危機，是一場過度舉債消費造成的超級噩夢。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總結出的經濟危機元兇名單出人意料：美國消費者居然位列前雷曼兄弟總裁理查德•富爾德、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等人之前，被CNN列為十大罪魁之首。CNN這樣點評：如果身為一位消費者，你奉行及時行樂，對消費的貸款失去節制，給個人和家庭帶來高負債率，導致整個國家儲蓄率過低，那麼，你不是金融危機的受害者，而是首要的元兇。

確實如CNN的調查。在閱讀此次大危機時，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兩個隨意」：一是借貸成為隨意的事情，銀行不但不限制而且鼓勵借貸，打的是發展「消費金融」的大旗；二是我們處在一個紙幣時代，並且紙幣的增量發行被央行變成了一個「較隨意」的事情。隨意發行紙幣於是成了此次大危機的「凶器」，並與資源金融和消費金融結合成為此次大危機的「元兇」。美聯儲一直在犯這個「較隨意」錯誤，現在還在犯這個錯誤。其他主要國家的央行也在或主動或被動地效仿。在紙幣時代，每個人都使用紙幣，也就成為一切紙幣事件的直接和間接的參與者，也就或被動或主動地成了增量紙幣的參與者和接盤者，或者說，人人都是此次紙幣危機的主動或被動的製造者。

一、「人人都是危機的製造者」

歷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眾性的事件，此次也不例外。大危機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金融運動。這是值得美國人也值得全球人反思的大思想。

「可敬」的弗里德曼種下了「原罪」

在此次大危機中，人們常常聽到「貨幣主義」這個詞，將其稱為製造大危機的思想根源。這個主義的主要創始人叫弗里德曼。過去，人們一般稱弗里德曼為「貨幣主義大師」，甚至可以說是美國第一個真正具有世界影響的經濟學家。

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一個貧窮的猶太移民家庭。母親經營一家裁縫店，父親做小本生意，家庭生活困頓艱難，經常寅吃卯糧。15歲時，弗里德曼的父親去世。此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來臨。內外交困的少年弗里德曼要為自己籌措生活費和學費。他做過百貨公司售貨員，做過餐廳服務生，餐廳服務生的報酬是一頓午餐，由此他發明了那句家喻戶曉的當代名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還做過二手書生意，賣過襪子和領帶，還開過一所為高中生補習功課的暑期學校。

生活的艱難從來沒有使弗里德曼泄氣，相反，他感激這段艱難的歲月。後來，弗里德曼進入芝加哥大學修讀經濟學。在芝加哥大學這個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大本營，弗里德曼有幸接受了一大批一流經濟學家的教誨。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稅賦政策。在自傳中，弗里德曼描述在這段為羅斯福新政工作期間，自己是「一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1946年，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曾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當時，凱恩斯主義如日中天。由於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成功，整個西方世界都成了凱恩斯的信徒。但是，受古典自由哲學的影響，弗里德曼對凱恩斯主義產生了懷疑。在弗里德曼看來，人的最高價值是自由，而自由與私有財產和市場是同一回事。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大規模干預意味著非市場力量對市場的侵蝕，縮小了市場機製作用的空間，降低了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程度，從而抑制了個人的自由選擇，這可能是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

弗里德曼決定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精神，承擔起狙擊凱恩斯主義的重任。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他寫作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論文，宣揚自由主義經濟學，揭露和批判凱恩斯主義。1957年，出版《消費函數理論》，批判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否定政府公共支出對增加有效需求的作用。1962年，出版《資本主義與自由》，闡述了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內在聯系，闡述政府幹預對個人自由的危害及市場在維護和實現個人自由方面的積極作用。1963年，與人合作發表《美國貨幣史》，通過對美國經濟史料的詳細分析，證明1929年的大危機不是源於市場作用，而是政府不適當干預的結果。弗里德曼還長期在美國《商業周刊》發表文章，宣揚自己的自由主義觀點，還主持了一套叫《自由選擇》的公共教育電視宣傳片，推廣經濟自由主義思想。

此次大危機前，自由主義已經成為西方乃至世界經濟學的主流，而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後期，在與強大的凱恩斯主義的戰斗中，弗里德曼幾乎孤身一人，視為離經叛道、荒誕可笑、不自量力，一些名校圖書館甚至連弗里德曼的著作都不擺放在書架上。然而，弗里德曼成功了，逐漸贏得了學術聲譽，他的新自由主義也成為英國撒切爾、美國里根時代的「國家經濟學」。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到此次大危機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都屬於弗里德曼。至少此次危機前，這是一個可敬的弗里德曼。

1974年，哈耶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年後，弗里德曼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認為，哈耶克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而且他後來的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也沒有延伸到經濟學分析中，所以只有弗里德曼的獲獎才真正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勝利。弗里德曼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中的「教父」地位慢慢確立起來。在20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興起的放鬆政府管制，恢復市場信念的運動中，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思想，撒切爾夫人還尊敬稱其為「學術界的自由戰士」。弗里德曼的一生都在為捍衛自由市場經濟斗爭，他的經濟理論服務於宣揚自由市場制度。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逾30年，力倡新自由主義經濟，培養出大批徒弟徒孫，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學派」。在其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凱恩斯早在他的陣地失守之前30年就去世了，他留給了他的追隨者30年的好時光。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干預主義的失敗，是他們自掘墳墓的結果。在此次危機爆發前夜的2006年11月，弗里德曼以90歲高齡辭世。大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弗里德曼帶著無尚的光環而去，但幾乎沒有留給他的追隨者一點點好時光。他富有挑戰精神和創新精神，他能言善辯，還用心提攜後人，並且擁有令人羨慕的愛情，這確實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但是，他也失敗了。

新自由主義失敗的原因在哪裡呢？

作為一位傑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被認為是斯密在20世紀的衣缽傳人。相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限制和約束政府的職能，強調「小政府，大市場」，這確實是斯密的基本主張。弗里德曼確實是舉著斯密大旗反對凱恩斯的。在他看來，市場本來具有自我恢復的功能。凱恩斯主義過於信賴政府調節和控制市場的能力，頻繁使用擴張性和收縮性性政策調控經濟，其結果，使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相結合，當這兩種病症結合在一起時，凱恩斯主義就失靈了，他們既不能解決此問題，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釋。「滯脹」本身是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破壞市場自發作用的結果，解決問題的思路只能建立在恢復市場信念，建立市場秩序之上。

弗里德曼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一個堅持，一個反對。

弗里德曼堅持認為，貨幣及自由價格在市場機制里扮演著調度資源最主要的信號功能，因此他一貫反對政府幹預的計劃，尤其是對於市場價格的管制。在《美國貨幣歷史》一書中，他提出經濟大蕭條其實是政府對於貨幣供應管制不當所致。去世前，這位大師說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對羅斯福新政的質疑：「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為何人們仍以為是羅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大蕭條。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麼能靠著成立產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然而，弗里德曼最大的學術成就同時也是他最大的學術錯誤。他在挑戰凱恩斯的基礎上，重新樹立了貨幣的權威和價格的自由，讓政府幹越經濟的行為再次「縮手縮腳」。這是在斯密時代就已經明確的市場經濟的基石，弗里德曼把它重新砌在了20世紀後期的世界經濟中。要命的是，斯密時代的貨幣是金幣，以價值規律為基礎；弗里德曼時代的貨幣是紙幣，以國家信用為基礎。如果說，金幣是水，紙幣卻像水蒸汽，前者的自由運動基本與經濟活動同步，後者卻會高高地在經濟上空盤旋，很大的一部分只是一種貨幣和金融游戲，不參與經濟生產和創造活動，不帶來真正的財富。而且，弗里德曼主張紙幣交易無邊界，甚至主張賣淫、毒品交易的合法化。

總地來看，紙幣越自由，金融游戲也就越自由。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因此成為華爾街金融炒作的指導思想，雖然他也說過純粹的貨幣交易未必增加實質財富，但這明顯不是他的主音調。現在，在檢討大危機中，人們把矛頭指向弗里德曼，他不應該感到委屈。我尊重弗里德曼的人品，卻堅決反對他的思想，因為他因不懂紙幣和金幣的區別，而在紙幣時代播種下了貨幣自由主義的病毒，而且是對斯密時代的變異病毒，這是最超級的病毒。

貨幣大師原來也不懂金幣紙幣的區別

弗里德曼是貨幣主義大師，但實際上，他只是「金幣」的貨幣主義大師，對金幣和紙幣的區別沒有刻骨銘心的認識。

貨幣是種連小孩都喜歡的東西，但恐怕不少老人也未必知道貨幣到底是什麼。這決不是嘲笑大眾的智慧，因為「即使很有頭腦的人對這個問題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確」（馬克思語）。

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只有價值相等的商品才能互相交換，能互相交換的商品互為等價物，能和其他一切商品交換的商品就是一般等價物，一般等價物就是貨幣。這套只有5句話的「價值—貨幣」理論是研究所有經濟危機的唯一出發點。

交換價值是一種數字化存在，這種數字化存在的具體符號就是貨幣。貨幣產生於價值交換。隨著一個價值與另一個價值交換的反復進行，交換的等價性要求某一個等價物作為下一次交換的媒介，以使交換更方便地進行下去。這個等價物就是貨幣。

一般地講，貨幣的發展史可以簡略地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特殊等價物階段。這一階段中，以天然或者初步加工的實物充當等價物，例如羊、布、貝等都先後作為貨幣出現。這個階段至少也有30000年。

第二個階段是一般等價物階段。這一階段中，以冶煉和加工過的金屬實物充當等價物，先是銅，次是鐵，最後黃金以其天然的優越性成為最適合的一般等價物。所謂一般等價物就是使用范圍更廣，信的人更多。金幣階段至少也有3000年。

第三個階段是一切等價物階段。這一階段中，社會信用基本成熟起來，國家成為比較穩定的力量，成為社會信用的最後載體，國家發行的紙幣成為最終的貨幣，不但能在實業中流通，還能在資源中流通，

因此叫一切等價物。

中國北宋的「交子」是最初的紙幣，距今已有1000年，但這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紙幣，因為那時的國家信用和國家權威並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只有全球化時代最終確立了國家的版圖和主權信用後，國家才能發行真正的主權紙幣。第一張現代意義的紙幣出現在17世紀的荷蘭，接下來是英鎊。現代意義的紙幣階段僅有300多年。

進入20世紀後，現代國家形成了，國家的穩定性、信用和權威有了質的改變和提高，主要國家都實行了紙幣制度，開始大規模發行紙幣，限制金幣自由流通、兌換、出入國境。紙幣的挑戰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1933年大蕭條，導致金本位制在世界全面崩潰，紙幣取代黃金成為最好的交易用符號。

金幣和紙幣的最大區別是，金幣本身具有價值，不可能隨意發行，受價值規律約束，不可能會大幅貶值。紙幣本身不具有價值，很可能隨意發行，只受所謂國家信用擔保，很可能會大幅貶值。這是全部問題的答案。

西方經濟學圍繞市場和政府的矛盾，在金幣時代產生了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的對立，在紙幣時代產生了新自由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的對立。這是最簡單的西方經濟學史。被學院派們編成三本書、須講兩三學期的西方經濟學史說到底就這兩句。學究們搞得那麼復雜，要麼是為了多賺幾文錢，要麼不懂金幣和紙幣的區別及對經濟學的決定作用。

自由主義的創始人是斯密，他也是整個經濟學的創始人。該理論建立在金幣主導和以實業為基礎的經濟時代，主張充分發揮貨幣的交易作用，自由的貨幣交易在價值規律的約束下，能夠帶動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凱恩斯主義的創始人是凱恩斯，該理論同樣建立在金幣主導和以實業為基礎的經濟時代，但卻主張更多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自由的貨幣交易必須在政府的有效干預下，才能夠帶動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

弗里德曼是現代貨幣主義的創始人，也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該理論建立在紙幣主導和以資源為主角的經濟時代，主張充分發揮紙幣的交易作用，自由的紙幣交易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新凱恩斯主義是一個較鬆散的學派，卻也構成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半壁江山。該理論同樣建立在紙幣主導和以資源為主角的經濟時代，但卻主張更多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自由的紙幣交易必須在政府的有效干預下，才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

問題的關鍵是，在弗里德曼那裡，金幣和紙幣沒有本質區別，它們都是貨幣，而貨幣都是一樣的，都有一樣的權威和自由。無論在實業領域，還是在資源領域，都可以自由地進行貨幣交易。可見，弗里德曼對貨幣自由的新開拓，恰恰迎合和助長了紙幣時代的新疆域——資源金融。

據測算，從1973年到2006年，從事投機的紙幣至少增加了200倍。弗里德曼卻對此視而不見，一貫打著自由市場的旗號為貨幣投機辯護，甚至當投機在泰國、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已經明顯地引發危機之後，他還依然故我。這些投機大量集中在資源金融及其衍生品。當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的壟斷資本對它們控制的石油等自然資源索取比成本大10倍甚至20倍的高價時，他竟然擺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態度。難道這真的是因為洛克菲勒家族支持芝加哥大學的原因？不知道這是否是大師的「虛偽」，但一定是大師的「缺陷」——不懂金幣和紙幣的區別，從而不懂資源金融和實業金融的邊界。目前，全世界正在從大危機中吸取教訓，正在乾的最大的事情正是切割資源金融和實業金融。這一定是弗里德曼始料未及的。

時間再次證明：歷史可以反復，但學術不可以重復。弗里德曼對斯密的重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歷史反復的需要，但經不住學術的考驗，滿足不了歷史進步的需要。要在嚴格區分金幣和紙幣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經濟學。

「超級病毒」如何傳給大眾

此次大危機前，新自由主義盛行，而且達成「華盛頓共識」。這套以貨幣主義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是造成此次大危機的學術和思想上的「超級病毒」。

新自由主義及「華盛頓共識」旨在恢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反對者之一，新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正確指出，新自由主義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種復興，這些政策在18至19世紀曾為當時的統治階層所竭力推動，現在推行新自由主義不合時宜，「往壞里說是誤導」。

斯蒂格利茨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和此次危機中人們將其稱為「超級病毒」 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學術上的這一「超級病毒」是沿著紙幣傳給大眾的。首先，貨幣主義反對政府幹預經濟，提倡人們相信貨幣的力量，在紙幣條件下就是相信紙幣的力量，大大復興了「貨幣拜物教」，人們再次為追逐貨幣而瘋狂，徹底從二戰之後短缺經濟時代的「實物崇拜」中解脫出來。其次，西方政府巧妙利用了貨幣主義，里根和撒切爾時代，直至此次危機前，西方將貨幣主義奉為「國學」。第三，隨著石油危機和資源金融的異軍突起，資源金融賺錢效應讓人眼紅，人們追逐貨幣的激情又反過來助長了資源金融泡沫。一批又一批的普通民眾，把從實業中賺來的血汗錢，大把大把地投進了各種資源金融產品和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中。貨幣主義最終演變成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關心勞動和創造財富的人越來越少了，關心股票和期貨投機的人越來越多了，危機也就越來越近了。千千萬萬中小散戶和資本大鱷一起，共同吹起了資源泡沫和資本泡沫。

Ⅳ 我怎麼在劍橋吃飯

「Formal Hall」是劍橋、牛津的特色：夜黑風高的晚上，在一個黑咕隆咚的大廳里，一群穿著黑袍子的人，一邊竊竊私語，一邊吃一場匪夷所思的漫長的晚飯。 Formal Hall是由各個College組織的。College在這里翻譯成「學院」，但它不是專業劃分意義上的學院（比如法學院、商學院），而是一個個地理意義上的「學生生活住宿區」。劍橋有三十來個學院，其中的三一學院、國王學院很有名。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學生住宿區（一般都是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間圍著一塊很大的草坪）、圍牆、圖書館、草坪、食堂、財政來源和行政管理機構。每個學生（和大部分老師）不但有一個學術上的系院，還有一個生活上的學院，是劍橋、牛津獨有的特色。 客觀地說，作為一個「外來者」，我覺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義的層級和條塊，沒有多少意義，就是個傳統而已。但是College有個意義重大的功能，就是「組織」吃飯。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還有就是周末或其他特殊場合組織師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說Formal，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大家要穿得比較正式，男的打領帶領結，女的袒胸露背，總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參加奧斯卡頒獎似的。但是比較奇怪的是，大家同時都要穿一種牧師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還要求裡面穿得活色生香，這不是存心「逗你玩」嗎？一直沒想通這一點。 Formal還意味著吃飯比較繁文縟節，比如飯前大家聚在某個神秘大廳喝酒，然後到一定鍾點由某神秘人物敲一個大鑼，「咣」的一聲，大家才在「院長」帶領下紛紛走到餐廳。有時候還要按一定順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齊齊站著，默哀一樣低著頭，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謝邪教教主賜予我們食物」之後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學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還必須停下來，又像默哀一樣起立，聽旁邊一個唱詩班唱幾段拉丁文歌曲，然後才能坐下接著吃完。正式吃完的時候，大家再站起來默哀一段，聽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後才魚貫而出。 餐廳的布置當然也很正式。劍橋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個個都像皇宮，餐廳也不例外。一般飯桌都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長條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燈，桌子上面每個人眼前都擺著四五種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為了增加情調，有時候還一人面前點個蠟燭。來劍橋9個月，由於同事和朋友的邀請，我已經吃過十來個不同學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這個，是社會學系一個同事邀請的，在Emmanuel College。 老實說，像我這樣一個在縣城街頭啃甘蔗長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適應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兩次嘗個新鮮還行，後來都是出於人情。 穿個黑袍子，起立默個哀什麼的，也就罷了，主要是不喜歡那種「強制性的談話」過程。一般來說除了帶你去的那個朋友，前後左右都是陌生人，談得來談不來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飯，放眼望去，都是一些頭發花白、鬍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邊也不例外，導致我昨天一整個晚上三分之一時間在和我同事討論哈耶克和吉登斯（確切地說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罵哈耶克）；三分之一時間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討正負電子對撞機和英國城市規劃問題；另外三分之一時間和某衛星學家探討衛星手機行業的最新進展以及台灣地區政治的走向問題。 興趣愛好廣泛的我，並不介意了解一下衛星行業和電子對撞機的發展動態，但是，4個半小時啊，在大鑼被「咣」地敲響之前，我們又必須馬不停蹄地說下去。所以我就說啊說、說啊說，說到兩眼發直、不省人事、花兒都謝了為止。 問題是如果你停止講話獨自枯坐就會顯得過於反社會。這不像是國內那種圓桌式飯局，七八個人裡面有一兩個「主講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聽。這種長條形桌子造成了講話必須兩兩進行（偶爾三人四人進行）的強制局面。這種必須兩兩進行的對話格局，加上身邊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一餐飯要吃上三四個小時的事實，再加上坐在你旁邊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談不來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構成一次馬拉松式的耐力考驗。 據說Formal Hall是牛津、劍橋特別自豪的東西，因為它讓背景不同、專業不同的人有一個交流的機會，這聽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當談話進行到「So，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這樣明顯沒話找話說的地步時，我開始深深地懷念在國內小火鍋店裡吃火鍋的情形。想吃什麼吃什麼，想跟誰吃跟誰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麼聊什麼，什麼都不想說的時候，往椅子背一靠，伸個懶腰，看大街上的人來人往，那愜意，哪是穿著黑袍子坐在皇宮式建築里和白人老頭子聊衛星手機能比的。

Ⅵ 海耶克的簡介

尼古拉斯·海耶克（Nicolas G. Hayek）
尼古拉斯·海耶克簡介
瑞士鍾表業的傳奇人物、瑞士鍾表的拯救者、斯沃琪集團創始人。
1928年生於黎巴嫩貝魯特；
1940年移居法國；
1949年移居瑞士並獲得瑞士國籍；
上世紀50年代開始擔任一些公司的主管；
1985年，他出任斯沃琪集團(SWATCH)的前身——瑞士微電子和鍾表公司負責人。
2010年6月28日在工作中去世，享年82歲。
身為瑞士鍾表之父的海耶克，自己也是一位藝術家，曾接受《和諧之家》采訪，說到：「我曾經自己設計過斯沃琪的腕錶。」而他身邊的藝術家朋友們，也都是如雷貫耳的著名人物。上世紀80年代，俄羅斯著名畫家夏戈爾(Marc Chagall)就住在他瑞士別墅的旁邊，他們經常交流藝術。
海耶克老爺爺穿著也很有特點：頸間是愛馬仕小動物圖案藍底色領帶，系得鬆鬆的；手腕上總是同時佩戴著他最心愛的四個品牌的手錶:Swatch、Omega、Blancpain和Brequet，一個也不捨得放下。

Ⅶ 我怎麼在劍橋吃飯

Formal Hall是劍橋、牛津的特色：夜黑風高的晚上，在一個黑咕隆咚的大廳里，一群穿著黑袍子的人，一邊竊竊私語，一邊吃一場匪夷所思的漫長的晚飯。 Formal Hall是由各個College組織的。College在這里翻譯成學院，但它不是專業劃分意義上的學院（比如法學院、商學院），而是一個個地理意義上的學生生活住宿區。劍橋有三十來個學院，其中的三一學院、國王學院很有名。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學生住宿區（一般都是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間圍著一塊很大的草坪）、圍牆、圖書館、草坪、食堂、財政來源和行政管理機構。每個學生（和大部分老師）不但有一個學術上的系院，還有一個生活上的學院，是劍橋、牛津獨有的特色。 客觀地說，作為一個外來者，我覺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義的層級和條塊，沒有多少意義，就是個傳統而已。但是College有個意義重大的功能，就是組織吃飯。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還有就是周末或其他特殊場合組織師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說Formal，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大家要穿得比較正式，男的打領帶領結，女的袒胸露背，總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參加奧斯卡頒獎似的。但是比較奇怪的是，大家同時都要穿一種牧師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還要求裡面穿得活色生香，這不是存心逗你玩嗎？一直沒想通這一點。 Formal還意味著吃飯比較繁文縟節，比如飯前大家聚在某個神秘大廳喝酒，然後到一定鍾點由某神秘人物敲一個大鑼，咣的一聲，大家才在院長帶領下紛紛走到餐廳。有時候還要按一定順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齊齊站著，默哀一樣低著頭，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謝邪教教主賜予我們食物之後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學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還必須停下來，又像默哀一樣起立，聽旁邊一個唱詩班唱幾段拉丁文歌曲，然後才能坐下接著吃完。正式吃完的時候，大家再站起來默哀一段，聽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後才魚貫而出。 餐廳的布置當然也很正式。劍橋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個個都像皇宮，餐廳也不例外。一般飯桌都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長條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燈，桌子上面每個人眼前都擺著四五種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為了增加情調，有時候還一人面前點個蠟燭。來劍橋9個月，由於同事和朋友的邀請，我已經吃過十來個不同學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這個，是社會學系一個同事邀請的，在Emmanuel College。 老實說，像我這樣一個在縣城街頭啃甘蔗長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適應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兩次嘗個新鮮還行，後來都是出於人情。 穿個黑袍子，起立默個哀什麼的，也就罷了，主要是不喜歡那種強制性的談話過程。一般來說除了帶你去的那個朋友，前後左右都是陌生人，談得來談不來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飯，放眼望去，都是一些頭發花白、鬍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邊也不例外，導致我昨天一整個晚上三分之一時間在和我同事討論哈耶克和吉登斯（確切地說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罵哈耶克）；三分之一時間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討正負電子對撞機和英國城市規劃問題；另外三分之一時間和某衛星學家探討衛星手機行業的最新進展以及台灣地區政治的走向問題。興趣愛好廣泛的我，並不介意了解一下衛星行業和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