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雕像戴的什么帽子

㈠ 为什么汉武帝重用了董仲舒的“儒术”，却不重用其人

董仲舒的儒术是限制了汉武帝的权位，所以他的学术是可以借鉴的，但是人不能，皇帝比较不喜欢这样的人，还有就是皇帝身边是有一些人对他陷害。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彻底征服了汉武帝。此后，汉武帝把儒学推到了最高的位置。按照董仲舒的思想，他创办了一所商学院，组织教育，提拔人才，选任官员，制定法律法规，并在政治、思想和社会中运用儒家思想。

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小思想，想对他施魔法。很难。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某个地方做你想做的事，这个董仲舒真的能够一遍又一遍地做事情。他发展了一项独特的技能:求下雨。在古代农业社会，庄稼是靠天气收割的，所以如果不下雨，庄稼就有麻烦了。董仲舒有这个本事，可以从天上求雨。据说他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因为当时皇帝的祠堂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灾难，朱严复说董仲舒想借此机会误导和诅咒现任皇帝。这顶帽子可以扣上。汉武帝勃然大怒，剥夺了董仲舒的官职，将他处死，等待斩首。

㈡ 感士不遇赋原文及翻译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原文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2)。余尝于三余之日(3)，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4),生人之善行(5)，抱朴守静(6)，君子之笃素(7)。自真风告逝(8),大伪斯兴(9),闾阎懈廉退之节(0)，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土(2)，或潜玉于当年(3)；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4)。故夷皓有“安归”之叹(5)，三闾发“已矣”之哀。(6)悲夫(7)！寓形百年(8)，而瞬息己尽(9)，立行之难(20)，而一城莫赏(2)。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22)，屡伸而不能己者也(23).夫导达意气(24)，其惟文乎(25)？抚卷踌躇(26)，遂感而赋之(27)。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28)！禀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29)。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30)；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3)。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32)。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33)。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34)。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35)。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36)。淳源汩以长分，美恶分其异途(37)。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38).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39)。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40)。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4)。嗟乎(42)！雷同毁异，物恶其上(43)；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44)。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45)。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46)！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47)。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48)；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49)。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50)；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5)。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52)。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53)。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54)。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55)。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56)。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57)；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58)。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59)；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60)；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6)！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62)。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63)。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64)。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65)；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66)；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67)。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68)。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69)！苍昊遐缅，人事无已(70)；有感有昧，畴测其理(7)！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72)。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为耻(73)？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74)。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75)。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注释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着有《春秋繁露》等书。他所作的《士不遇赋》，收在《古文苑》中。

(2)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所着《史记》为不朽之作。又为之：又作过一篇《悲士不遇赋》。其残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

(3)三余之日：指闲暇之时。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学生利用“三余”的时间读书，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松之注。

(4)夫：发语词。履信：遵守信义。思顺：不忘忠孝。《左传?隐公三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周易?系辞上》：“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5)生人：犹生民。人，人类。善行：良好的品行，即美德。

(6)抱朴：胸怀淳朴.不失本真。（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守静：保持内心的平静，不为外物所挠。

(7)笃（dǔ赌）素：犹笃志。志向专一不变。《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后汉书?张衡传》：“必施厥素尔。”注：“素，志也。”

(8)真风：自然淳朴的风尚。告逝：消失。

(9)大伪斯兴：虚伪之风盛行。斯：乃。

(0)闾阎：里巷的门，借指平民。懈：懈怠。廉退之节：廉洁谦让的节操与礼节。

()市朝：指官场，朝廷。驱：驰驱竞逐。易进：侥幸升官，指靠投机取巧往上爬。

(2)怀正：胸怀正直。志道：有志于治世之道。

(3)潜玉：藏玉，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当年：正当有力之年，指壮年。

(4)没世：终生，一世。徒勤：徒劳，空忙。

(5)夷皓：指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安归”之叹：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曾作歌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商山四皓隐居时作歌曰：“唐虞世远，吾将安归？”（皇甫谧《高士传》）安归：归往何处。即无归处。

(6)三闾：指屈原。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己矣”之哀：屈原《离骚》结尾说：“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已矣：算了吧。即无可奈何之意。

(7)夫（fú扶）：表感叹语气。

(8)寓形：寄身。寓：寄，寄托。形：身形，形体。

(9)瞬息：一转眼一呼吸之间，谓时间短促。尽：指生命结束。

(20)立行：指建立功业。

(2)一城莫赏：得不到赐爵封地。

(22)染翰：浸湿毛笔，指写作。

(23)伸：伸述，表白。已：止。

(24)导达意气：抒发性情意志。其：语助词，表示推测，犹“大概”。

(25)惟：只有。

(26)卷：书卷。指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士不遇赋》。踌躇：原指犹豫不定，这里指反复思考。

(27)遂：于是。感：有所感触。赋：抒写，用作动词。

(28)咨（zī资）：嗟叹声。大块：大自然。受气：意思是禀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王充《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斯：此，这。独灵：最灵智，最尊贵、杰出。《礼记?礼运篇）：“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许慎《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陶渊明《形影神?形赠影》：“谓人最灵智。”这两句是说，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为什么唯独人最为灵智呢？

(29)禀：承受。藏照：怀揣光明，即拥有智力。秉：持，具有。三五：三才五常的省略。三才：指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说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垂名：留名。垂：流传下去。

(30)击壤：古代的一种游戏，这里指隐居。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七引《艺经》云：“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远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济：救助。苍生：指黎民，百姓。

(3)靡：无。潜：潜藏，指隐居。跃：显达，指出仕做官。非分：不合本分。傲然：高傲自足的样子。称情：符合心意。这两句是说，无论隐居还是做官，都随顺自然，各安本分，人们高傲自足。无拘无束。

(32)流浪：漂荡不定，这里指运行变化，犹“流转”。徂（cú）：往，过去。物：这里指人。群分：指分为善恶不同的人群。相形：各自区别，互为对应。

(33)密网裁：捕鱼的网织得很密。宏罗制：捕鸟的网罗张得很大。这两句比喻统治者的专制制度和好佞之徒陷害忠良的阴谋诡计。

(34)达人：通达有见识的人。善觉：善于观察形势，容易觉悟。逃禄：逃避爵禄，指不做官。

(35)嶷嶷（nì逆）：高峻的样子。影：指隐士的身影。汪汪：水面宽广的样子。声：指隐士的声音。这两句是说，达人隐居于山水之间。

(36)轩唐：指轩辕与唐尧，相传为上古治世之君。永叹：长叹。辞荣：辞去荣华富贵。

(37)淳源：清澈的水源。这里比喻淳朴的道德风尚。汩（gǔ古）：水流动的样子。长分：指水源流到远处就分支了。美恶：美善与邪恶。作：出现，产生。

(38)原：探原，推究。百行：各种行为。攸贵：所贵。莫为善：莫若行善。

(39)奉：遵奉，奉行。成命：既定的.命令。这里指命运的安排或自然的规律。师：师法，效法。

(40)发：显现，指行为表现。生：这里有“树立”的意思。乡闾：乡里。

(4)推：以，凭借。显：显达。矫然：虚伪做作。祈誉：祈求荣誉。

(42)嗟乎：感叹之声。

(43)雷同：人云亦云；相同。《礼记?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雷之发生，物无不同时应者，人之言当各由己，不当然也。”《楚辞?九辩》：“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毁异：诽谤异己，即抵毁不同于己见之人。物恶（wù务）其上：世人憎恨那些才能超过自己的人。物：指人。《晋书?袁宏传》：“物恶其上，世不容哲。”

(44)妙算者：能预见先机之人。谓迷：被认为是糊涂。云妄：被说成是狂妄。

(45)坦：坦诚，坦荡。至公：最公正无私。无猜：对人没有猜忌。卒：最终，结果。以：因。

(46)琼（qiong穷）：美玉，比喻贞洁。兰：兰草，比喻芳香。亮：明白，了解。

(47)炎帝帝魁之世：指传说中上古太平的时代。炎帝即神农氏，帝魁为黄帝子孙，皆为上古治世之君。张衡《东京赋》：“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

(48)祗（zhī支）：恭敬。三省（xǐng醒）：每天多次自我反省。《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49)庶：希望。进德以及时：修治德行，等待施展抱负的机会。不惠：不顺利。

(50)爱生：指爱盎（《史记》作袁盎，此本《汉书》），字丝。汉文帝时任中郎将。晤言：当面说话。指爱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张释之。（事见《汉书?爱盎列传》）张季：名释之，字季。据《汉书?张释之列传》载，张释之担任骑郎（管理宫廷马匹的小官），十年不得提升，经爱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文帝任释之为谒者仆射（当皇帝掌管传达的长官），后任廷尉，处事多得当。蔽：指被埋没。

(5)愍（mìn敏）：哀怜，忧病。冯叟：指冯唐。叟是对老者的称呼。据《史记?冯唐列传）载，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汉时地名，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区）太守。他爱惜士卒，优待军吏，匈奴远避。一度匈奴进犯，魏尚亲卒车骑阻击，大胜。因报功的文书上所载杀敌数字与实际不符（相差六人）而被削职。一次文帝过郎署，同郎中署长的小官冯唐谈起此事，经冯唐代为辩白，文帝即派冯唐前往赦免魏尚之罪，仍令担任云中太守。而冯唐也因此被进封为车骑都尉。赖魏守以纳计：是说冯唐凭借魏尚的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才得以升迁。

(52)仅然：几乎，将近。这里是“勉强”的意思。知：知遇，指受到重用。旷岁：耽搁、荒废了很长时间。

(53)审夫：确乎。夫：语中助词。眩：迷惑。三夫之献说：意为三人都说有虎。《韩非子?内储说上）：庞恭“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意谓人们常被谣言迷惑，信以为真。

(54)贾傅：指西汉贾谊。曾作长沙王大傅。梁怀王太傅。秀朗：才华出众。纤：曲。远辔：代指千里马。辔：马缰绳。促界：狭窄的范围。

(55)董相：指董仲舒。曾先后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渊致：学识渊博。屡乘危而幸济：多次遇险而幸免于难。《汉书?董仲舒传》载、江都王、胶西王皆骄纵，董仲舒为人正派，多次上疏谏净匡正，忤逆王意而险遭死罪，后幸免。虽得重用，后来他怕久后获罪，称病辞归。

(56)哲人：才智超众之人。无偶：无双。淋浪：泪流不止的样子。袂（mèi妹）：衣袖。

(57)前王：指素王，即古代圣哲。《庄子?天道》：“玄圣素王之首。”疏曰：“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所谓玄圣紊王，自贵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清海：犹明教。《后汉书。赵壹传》：“冀承清海，以释遥悚。”曰：同“幸”，乃，语助词。天道之无亲：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人》七十二章、《史记?伯夷列传》）之意，是说天道对任何人都无亲疏之分，但总将好运赐给行善之人。

(58)澄：清。一：指天道。《老子》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鉴：镜，明察。恒：常常。辅善：帮助行善之人。佑仁：保佑为仁之人。

(59)夷：怕夷。投老：到老。回：颜回，字子渊，简称渊。早夭：见（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注(3)。

(60)请车以备谆（guǒ果）：《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颜渊死后，家里无钱买棺材，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以筹办。意思说虽然对老师不恭敬，却迫不得己。椁：外棺，泛指棺。茹蔽而殒（yǔn允）身：《史记?伯夷列传》：“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野莱）而食，最后饿死。茹：吃。殒：死亡。

(6)好学：指颜回好学。《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行义：指伯夷、叔齐行义。事见《饮酒二十首》其二注(2)。

(62)若兹：像这样。指颜回家贫早夭，伯夷叔齐饿死。斯言：此言。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语。虚陈：空言，徒说。《饮酒二十首》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与此处意同。

(63)旷世：犹旷代。绝代，世所未有。涩：阻滞，艰难。

(64)伊：语助词，无意义。病：忧虑。

(65)广：指李广。西汉名将。结发：犹“束发”，指年轻的时候。从政：指从军征伐匈奴。《史记，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厂“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不愧赏于万邑：是说李广战功卓着，封赏万户侯也不为过。李广少时为武骑常侍，文帝曾说：“借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后李广屡立战功，匈奴畏避，呼为“飞将军”。

(66)戚竖：外戚小人，指卫青（汉武帝卫皇后之弟）。元狩四年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中，李广军因失道误期，卫青乘机责罚他，李广悲愤自杀。竟尺土之莫及：竟然连尺寸土地也未得封赏。武帝时，征匈奴者多封侯，而李广不得封。广弟“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史记?李将军列传》）。

(67)身后：死后。动：感动。《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语，见《论语?子路》）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xún旬，通“恂恂”，诚实谨慎的样子）如鄙人（乡野之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又：李广“遂引刀自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68)商：指王商，字子威，西汉时人。尽规：尽力谋划。拯弊：拯救弊端，改革弊政。言：语助词，无意义。始顺而患入：开始顺处，而后遭祸患。《汉书?王商传》载，汉成帝时，王商任左将军，深受皇帝的信任；后任丞相，也很受尊重。然竟被王凤、张匡等人以谗言相害，被罢相后，发病吐血而死。

(69)奚：何。良辰：指施展才能的良好时机。易倾：容易用尽，意谓很快就结束了。胡：为什么。害胜：陷害才能超过自己的人。

(70)苍?（mín民）遐缅：苍天遥远。?：天。已：止。

(7)有感有昧：有些理解明白，有些迷惑不解。昧：暗。畴：通“谁”。《尚书?尧典》：“帝曰：畴若予工？”

(72)济意：成就意愿，使本心得以满足。累已：损害自己。

(73)轩冕：指高官厚禄。轩：达官贵人所乘的轻车。冕：官冕，官吏戴的帽子。《压子?缮性》：“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之谓也。”《晋书?应贞传》：“轩冕相袭，为郡盛族。”?（yù运）袍：在乱麻为絮的袍子，穷人所穿。《论语?子罕》：“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子由也与？”孔子赞美子路，说他穿着破棉袍与穿轻裘的人站在一起而并不以为耻。

(74)谬会：错误的领会。指领会以上四句的内容。谬：谦词。取拙：守拙，指隐而不止。归止：解职归乡。止：语助词，无意义。

(75)拥：抱着。孤襟：孤介的情怀。毕岁：终此一生。谢良价于朝市：拒绝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卖。即不愿应诏出仕。《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yùn dú运读，藏在柜子里）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里反用其意。谢：辞，拒绝。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翻译

昔日董仲舒写过一篇《士不遇赋》，后来司马迁也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我曾经利用冬闲、夜晚和阴雨天等闲暇之时，以及在讨论学习的空隙中，阅读了他们的作品，深为感慨而哀伤不已。遵守信义，不忘忠孝，是人类的美好品德；胸怀淳朴，心地清静，是君子恪守的素志。自从淳朴的风尚消失，于是虚伪之风盛行，廉洁谦让的操行在民间渐被淡忘，追逐高官厚禄的侥幸之心在官场上日益泛滥。一些胸怀正直、立志治世之士，正当壮年而隐居不仕；一些洁身自好、节操清廉之人，却徒劳终生。所以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都有“归往何处”的悲叹，三闾大夫屈原发出“算了吧”的哀怨。可悲啊！人生百年，转眼即逝，建立功业十分艰难，却得不到应得的赐爵封地。这就是古人慷慨挥笔，一再抒发而难尽其情的缘故。能够抒发性情意志的，大概只有文章吧？抚着古人的书卷反复思考，于是深有感触而写下这篇文章。 可叹承天地之气万物生育，为何这人类独为万物之灵！禀受神情意志而拥有智慧，凭三才五常之道而得留名。或居乡野击壤游戏以自乐，或出仕途拯救天下之百姓。无论隐居还是出仕，都合乎本分，各适其情。时光流逝往古之世成为过去，好人坏人渐有分别群体自成。捕鱼之网密织而鱼恐惧，捕乌之罗大张而鸟心惊。那通达明智之人善觉悟，于是逃避官禄隐居躬耕。高峻的山岭中有隐士的身影，广阔的河流上有隐士的歌声。遥想远古治世深深叹息，甘居贫贱辞却荣华虚名。清澈源头长流分支，善恶区分不同路途。椎究各种行为中可贵者，莫若施行善事最可欢娱。遵从上天既定之命，效法圣人留传之书。忠于君主孝敬双亲，乡里再把信义建树。凭真诚之心获得显达，不虚伪做作祈求名誉。可叹哪！人云亦云诽谤异己，憎恨别人在己之上；把聪明之人说成湖涂，将正直之士视为狂妄。坦诚公正无猜忌，最终受辱遭诽谤。虽怀美玉握兰草，徒然芳洁谁称扬！悲哀呀！贤才不被重用，那是没赶上炎帝、帝魁时的太平之世。恭敬修身独自勤勉，反复自省哪能废弃；愿修治德行等待良机，但良机既至却不顺利。若非爱盎向皇帝面荐，想那张季将永被遮蔽；可怜冯唐年老官职卑微，凭谏魏尚之事才把官提。虽勉强可称终遇知己，却愁苦煎熬荒废年岁。明知市上确实无虎，三人说有便受蒙蔽。可哀贾谊才华出众，委屈骏马局促狭界。可悲董仲舒学识渊博，屡遭危难而幸免一死。感慨哲人孤独无依，泪流纵横沾湿我衣。恭承前代圣王明明教诲，说是天道无私善者受恩；天道清澄可以明察，帮助善者保佑仁人。伯夷叔齐到老挨饿，颜回早逝家境甚贫；可伤请求孔子卖车以葬颜回，可悲伯夷叔齐食蔽终丧其身；虽然颜回好学伯夷叔齐行仁义，为何无论生死总是艰难长苦辛！如此报答恩德令人疑心，恐天道无私之说为空论。哪里是世世代代没有贤才，只是因条条道路皆被阻塞。古人所以感慨悲叹，忧虑功名不得建立。李广年少即从军疆场杀敌，盖世之功封万户侯也不愧；雄心壮心辱于外戚小人，竟然尺寸土地未得赏赐；真诚信义留在身后，感动众人为之悲泣。王商竭力谋划拯救弊端，开始顺利而后祸患殃及。为何施展才能的良机易尽，为何陷害忠良的邪心焦急！苍天遥远，人事不止；有些明白有些迷惑，谁能探究其中道理！宁愿守穷满足心意，不想委曲损害自己。既然仕途艰险难得荣耀，难道破袍在身就算羞耻？领会实谬采取守拙，姑且欣然隐居避世。怀抱孤介之情安度此生，绝不出卖灵魂损我心志。

㈢ 博士服的穿法

这件衣服由三部分组成：长袍、方帽和头巾。博士、硕士的长袍是黑色的，副学士的长袍是灰色的。学士袍，尖袖，正面不开；

大师袍，方袖，弧形袖口；博士袍，喇叭袖，胸扣两侧各有一条5英寸宽的天鹅绒边，袖口也有三条平行的天鹅绒边，颜色为黑色或其他颜色，是学科门类的象征。这顶帽子是一顶方形的“牛津帽”，不同程度的人都可以戴。漂亮的流苏挂在帽子的左边。流苏的颜色表示授予学位的部门。

学位级别的最佳体现是头巾。它的大小和形状随程度而变化。程度越高，尺寸越大，做工越精致。头巾外层与长袍的黑色材质相配，内里部分折起并向外翻，采用大学代表色。天鹅绒贴边颜色表示主题类别

学位帽

学位帽是方形的黑色。戴学位帽时，帽子的开口部分放在大脑后部的中间，帽子的顶部与佩戴者的视线平行。

流苏

博士学位的流苏是红色的，硕士学位的流苏是深蓝色的，学校（学院）长帽的流苏是黄色的。流苏挂在帽子顶部的帽结上，沿帽檐自然下垂。

不授予学位时，在佩戴者戴的学位帽正面右侧中间悬挂流苏；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学位授予后，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校、院、院院长）将流苏从帽沿正面右侧移开。在穿着者的左前方中间，流苏自然垂下。

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席、主席、委员（或导师）和获得学位的人的流苏都挂在他们戴的学位帽的左前侧中间。

学术长袍

大夫的袍子是黑色和红色的，师父的袍子是蓝色和深蓝的，校长的袍子是红色和黑色的。自然地穿上学术长袍。不得在校服上增加其他服装。

垂直布

布帘是一个带盖的三角形口袋，饰边按文、理、工、农、医、军六类分别用粉、灰、黄、绿、白、红等颜色标注。学术长袍外面穿挂布，头披在肩背上，肩上摊开。扣在学术长袍的顶扣上，三角口袋自然挂在背后。垂布按文、理、工、农、医、军六类分别穿着。

(3)董仲舒雕像戴的什么帽子扩展阅读：

在中国古代，医生的称谓有多种含义。作为官方名称，它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大夫的官吏都是一起设立的，据汉代官吏名录记载：“大夫，秦官，古今之师”，如秦复生大夫就有高深的学问，尤其是在尚书。

汉文帝90多岁时，能口授《史记》28章。贾谊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18岁时就能够背诵诗书。20岁时，他被文帝称为医生。董仲舒是汉代一位伟大的学者，从小就刻苦学习。他有“三年不看花园”的美感。由于学识渊博，他被景帝选为医生。

秦汉时期，医家以治书为主，承上启下，准备顾问。秦始皇时代，有70位医生。在汉代，大夫是一个官吏，有600块石头，职位多达10个。汉武帝采纳公孙洪的建议，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负责经书的教学。唐代有国子、太学、司门等大夫。

此外，还有法学博士、文科博士、数学博士和政府、州和县的博士。他们都是教授，不是教儒学和经学的中央政府官员。

例如魏晋以后，一向精通礼仪的人是主管宫廷礼仪的太常大夫；精通音乐和舞蹈的人是主管宫廷祭祀的太郎大夫；精通医术的人是外科博士、医学博士；精通天文学、星历、占卜的人是天文学博士、疏漏博士、李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掌管天国。文学、历法、占卜等。

西汉、东汉以前，医生是通过崇拜、推荐等方式选拔出来的。有一定的标准。正如《汉书·成帝》所说，医生应该是“古今聪慧，老有所思，新有所知，通达民族风格的人”。东汉时，任大夫必须通过考试。只有精通《周易》、《孝经》、《论语》的人才可以推荐为医生。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种情况，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叫医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食果》：“酒楼卖酒的地方叫茶、米、酒的大夫”，这种情况在江浙一带比较普遍。

㈣ 从容庙廊,冠冕佩9文言文翻译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下面这个文言文阅读题目，仅供参考。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9～12题。
贾 谊
［明］李 贽①
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着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着于《传》云。”
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双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汉之儒者咸以董仲舒为称首，今观仲舒不计功谋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欲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谓越无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
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晁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论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疏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何以用之？皤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选自《焚书》卷五）
【注】①李贽，字卓吾，别号宏甫、温陵居士等。明代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9．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班固赞曰 赞：称赞
B. 以移风俗 移：改变
C．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 措：办到
D．三表五饵，非疏匪拙 疏：浅薄
10．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虽世殊事异
B．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以勇气闻于诸侯
C. 而欲明灾异者何也／而母立于兹
D．痛班氏之溺于闻见／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
11．以下各句子中，全都表现欺世盗名的“穿窬之人”的行径的一组是（ ）
①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
②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
③董氏特腐耳，非诈也
④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
⑤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
⑥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
A. ①②④ B. ②③⑤
C. ②⑤⑥ D. ③④⑥
12．下列对本文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刘向认为贾谊通晓国家治理之道，如果能得到重用，一定能让国家兴盛，却被庸臣残害，很让人痛惜。
B．李卓吾认为，班固的文章很有文采，他对孝武以前的人物，都按照司马氏的旧论，很有见解。
C. 作者认为董仲舒的言行自相矛盾，是寻章摘句的儒生。
D．文章论点明确，赞美了贾谊，也兼评了董仲舒，对班固褒扬，而对刘向贬抑，认为他不及班固。
13．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⑴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3分）
译文：
⑵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3分）
译文：
⑶从容庙廊，冠冕佩玦。（2分）
译文：

答案：

9．A （赞，评论。《汉书》、《后汉书》纪传结尾部分有“赞”，相当于对人物或史实的总评。）
10．D（A项 虽然/即使 B项 因为 / 凭借 C项 但是 /你的 D项都是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11．C（①表明弄清灾祸与异常之事，就是想要趋利避害的道理。③说明董仲舒与那些欺世盗名的人还不同）
12．D（作者对班固和刘向均有褒有贬）
四、（21分）
13．（8分）⑴如果不是确实知道它对我有利，可以成就我的事业，那么还用得着推崇道义，明白道理吗？（关键词：真实，正义明道，乌……耶）3分，关键词每处1分。
⑵虽然如此，董氏只是迂腐，并不是虚伪，到了今日的儒生，就成了爬墙的窃贼了。（得分点：特，判断句，穿窬之盗）3分，每处1分。
⑶（贾谊）从容站立在庙堂之上，戴着帽子，佩着玉玦。（得分点：省略句，“冠”名词动用）2分，每处1分。
【参考译文】
班固评论（《汉书》、《后汉书》纪传结尾部分有“赞”，相当于对人物或史实的总评）说：“刘向认为：‘贾谊解说夏商周三代和秦朝安定与动乱的观点，其论断之佳，通晓洞达国家的典章制度，即使古时候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过他。如果他在当时能得到重用，一定能让国家兴盛，却被庸臣残害，很让人哀悼痛惜。’我们回顾历史，看孝文帝沉静地身体力行，来改变风俗，贾谊所陈述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得到了实施。至于说到他想改革制度，认为汉是土德，（古代君主认为自己的统治与金木水火土中某一物质的属性相符，该物质能给他的统治带来祥瑞征兆，则称有某德，或以某德王，如黄帝以土德之瑞，炎帝以火德王等），颜色崇尚黄色（上，通‘尚’），数字以五为吉利数字，等到他把这种政治主张试用于属国，用五饵三表之术来对付单于，他的办法本来就很浅薄了。贾谊英年早逝，虽然没作到公卿，也不算是不得志。他所着述的五十八篇着作，选择那些言论时事切中肯綮的收录在《传》里。”
李卓吾说：班氏只是一个书生。只应该按照司马迁的体例来修订历史，不应该自己发表议论。自己立论就不免受到别的经史书籍上的观点的影响，反而成了秽物（比喻平庸的见识）。班氏很有文采，他对孝武以前的人物，都按照司马氏的旧论，很有见解，但不应该再在后面添加论赞。为什么呢？评论必须具有洞察历史的真知灼见，不是光有点文采的人就能做到的。刘向也是文儒，但是他的筋骨、肝肠胜过班固，人品不一样，见识也就不同，是有学问而自然有文采的人。虽然也没超出“文人”的境界，但是跟班固相比就远胜于他了。
汉代的儒者最推崇董仲舒，现在看仲舒不计功谋利的观点，这评价大致是恰当的了。但董氏却因为明察灾祸与异常之事下狱被判处死罪，为什么呢？想弄清楚灾祸与异常之事，这是想要趋利避害呀，现在既然不肯算计、谋求功利，却想要洞察灾异之事的原因是什么呢？既然想明察灾民之事来求得避免祸患，却又说仁德的人不算计利益，认为越国人没有一个有仁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他所说的话自相矛盾了。况且天下何尝有不计较功利的人呢？如果不是确实知道它对我有利，可以成就我的事业，那么还用得着推崇道义，明白道理吗？他与贾谊的通晓国家大事，（并且他的主张）切合实用比起来怎么样呢？（二人孰高孰下呢）
班氏懂得什么，知道一些历史事件罢了，却想凭借这个来批评贾谊，岂不可笑。董氏是寻章摘句的儒生（指只会死读书，解释书中的字词而不切实际），他的迂腐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董氏只是迂腐，并不是虚伪。到了今日的儒生，就成了爬墙的窃贼了。他们未得到富贵时，想办法获得美好的名声来得到朝廷的富贵，凡是能够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事，没有干不出来的，他们得到富贵之后，又用朝廷给他的富贵来替自己赢得美好的声名。凡是遇到危难时可以苟且偷生的事，没有干不出来的。难道不真是爬墙的窃贼吗？这些人又是仲舒的罪人，班固的罪人（意为在他们的品行道德还远不如董、班，在他们面前会觉得惭愧，感到有罪），却也敢于随声附和来议论贾生。所以我因为读了贾谊、晁错二人治理天下的论策（论、策均为一种文体），痛恨班氏受到自己见闻的影响，（没有见识却）敢于来发议论，于是作歌道：“马还没有舌头跑得快，小心不要说错话造孽呀。（贾谊是否）通达国体，刘向自然能判断，（别，区别、辨别，引申为判断，意为刘向能作出恰当的评价），三表五饵，不是浅薄愚笨的见解，贾谊是什么人呢？是千里挑一的人才呀。汉朝诸人，贾谊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度越，指远远超过他人），（董氏认为）不能谋求利益，见解是多么迂腐呀。谁可以采用他的主张呢？恐怕只有白胡子白头发的仙人才能这样吧（不谋求利益），（贾谊）从容站立在庙堂之上，戴着帽子，佩着玉玦，世人的儒生拱手表示钦服，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指佩服之极）。

㈤ 请介绍董仲舒

一、下帷讲诵称儒首 官至博士为士师 1．亲见四世 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省景县有大董故庄，世传即仲舒故里。生卒年不详，根据《汉书·匈奴传》《赞》“仲舒亲见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一语推之，董仲舒当生于汉高祖末年或汉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纪初叶。又根据董仲舒着书例用旧历，不及使用太初历，可见他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前已作古人。他历经四朝，享年达80岁以上。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在齐）田生；传《春秋》，于齐鲁有胡毋生，于赵（大河南北）则是董仲舒。八位大师中，韩婴和董仲舒分别来自燕赵，其他六人，都出于齐鲁故国，是儒学化了的齐鲁文化的传人。其实燕赵也是齐鲁的近邻，是西汉初儒家文化圈内的成员之一。 2．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史》《汉》本传说他专心学业，“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后引本传，不复出注）！王充《论衡·儒增》亦载： “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桓谭《新论 ·本造》甚至说：“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真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儒！他游心于六艺，陶醉于胜境，对当时社会时尚，生活享受都漠不关心。《史记》记载当时六畜兴旺，马牛繁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们乘马也非常讲究，乘母马者被 “摈（排斥）而不得聚会”。可董仲舒对此并不留意，“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太平御览》卷840引）他沉迷于圣经贤传之中，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3.下帷讲诵 功夫不负有心人，董仲舒学通五经，义兼百家，且长于议论，善为文章，《汉书·儒林传》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乌获也。”（《论衡·效力》）喻之为文章圣手，着作的大力士。此外，董仲舒还多见博闻，知道许多希见奇怪之物。王充称赞董仲舒“文说美善，博览膏腴”，读了很多内容丰富的书，认识举世罕见的“重常之鸟”（《别通》）。当时诸生多专主一经，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为雅，或为颂”（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此外，董仲舒还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优雅的言谈举止，他言中规，行中伦，“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智能全面，品学皆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学士，“皆师尊之”。不少有志青年，云会广川，从董仲舒问学。董仲舒于是“下帷讲诵”，传道授业，今河北景县尚有“董仲舒下帷处”遗迹。弟子太多，无法一一亲传面授，便叫门下高足代劳。史书上说，董仲舒讲学，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弟子在帘外听，只有资性优异，学问不错的弟子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其亲传。其余弟子皆按受业的先后和深浅，在门下转相传授。因此有的学生慕名而来，师从一场，连见上董仲舒一面的愿望也没实现。可见其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4．董仲舒与胡毋生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还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难以见之实施，于是以着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着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着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着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何体《自序》）。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传》。传曰：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据《史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施受关系。司马迁《儒林列传》，先仲舒而次子都。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史记》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汉书》作段仲），温吕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陆德明《释文序录》曰： “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徒矣。《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也，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经说》曰：“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着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知。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胡查二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 5．韬光养晦 博士当时是官职，初见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竿其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巧说阿谀之徒。陈涉起义，许多德生背着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去寻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知识分子。汉兴，儒生又投奔了汉朝，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汉高祖曾引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灭“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史记·儒林列传》）。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窦太后曾问《诗》博士辕因生《老子》之书，辕固生说《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窦太后愤而骂五经为“司空城旦书”（犹言刑徒之书。司空，掌建宫室及筑城。始皇焚书，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黥为城旦。），并令固下图斗野猪，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才免于横死。众博士看在眼里，惧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扬儒业，经世先王！有的竟纷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逃之夭夭。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告老归家，居教乡里。’ 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稍后）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史记》中对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多所阐发；也正是受孔子困厄着《春秋》、左丘失明着《左传》事迹的鼓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愤撰着《史记》这部千古名着。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他在待价而沽，应时而出！ 二、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机会终于来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1．汉武帝 汉武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材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无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虫分)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虫分)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县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虫分)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虫分)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2．贤良对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团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 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3．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 “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 “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惨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

㈥ 董仲舒简介是怎么样的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此外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董仲舒与胡毋生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还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自己以见之实施，于是以着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着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着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着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何体《自序》）。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传》。传曰：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据《史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施受关系。司马迁《儒林列传》，先仲舒而次子都。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史记》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汉书》作段仲），温吕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陆德明《释文序录》曰： “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徒矣。《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也，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经说》曰：“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着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知。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胡查二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

韬光养晦

博士当时是官职，初见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竿其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巧说阿谀之徒。陈涉起义，许多德生背着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去寻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知识分子。汉兴，儒生又投奔了汉朝，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汉高祖曾引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灭“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史记·儒林列传》）。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窦太后曾问《诗》博士辕因生《老子》之书，辕固生说《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窦太后愤而骂五经为“司空城旦书”（犹言刑徒之书。司空，掌建宫室及筑城。始皇焚书，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黥为城旦。），并令固下图斗野猪，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才免于横死。众博士看在眼里，惧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扬儒业，经世先王！有的竟纷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逃之夭夭。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告老归家，居教乡里。’ 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稍后）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史记》中对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多所阐发；也正是受孔子困厄着《春秋》、左丘失明着《左传》事迹的鼓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愤撰着《史记》这部千古名着。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他在待价而沽，应时而出！

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机会终于来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1．汉武帝 汉武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材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县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贤良对策

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 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 “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 “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残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讲教育和选举问题。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 造成的。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 “任子”和“货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恩前子弟为官；赀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和品行。他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 “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

第三策 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这反映黄老思想在西汉流行数十年之后给儒者造成的畏惧心理，因为辕固生下圈斗彘、赵绾王臧下狱至死的殷鉴不远；同时这也是董仲舒多年潜心研究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学的学术成就。他对西汉宫制的抨击，也深中时敝。但是，他把西汉社会未臻大治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和吏制的失误，这未免简单化了。在武帝看来，其调和孔老有似于模棱两可，其论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让亟欲刷新政体、力矫时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满意。于是三降纶音，重申天问。在策文中，武帝责问董仲舒对策“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

㈦ 谁知道董仲舒其人其事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哲学家。然而史书对于他的记述却很简单。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传文，不足400字。
董仲舒故里
关于董仲舒的故里，最早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称：“董仲舒，广川人也。”
董仲舒存世之际，既有广川国，又有广川县。司马迁所说的广川是指广川国，还是广川县呢？
东汉史学家斑彪在论《史记》时称，司马迁说指应为广川县，并非广川王国。即董仲舒为广川县人。
明代嘉靖《枣强县志》载：汉世，枣强广川，离合废置，本为一也。
据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枣强县东南部之一部，南部之一部，西部之一部，中部、东部、北部及今景县西南角与今故城县西北角。古汉之广川为今之枣强。
董仲舒故里为今枣强县旧县村处，依据如下：
1， 近年来在旧县村发现“董氏宗祠”石刻门楣及其清代拓片，标记“祥符 丑重修”字样。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这里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庙，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
2， 明《冀州志》载：旧县村西有一座“四名寺”,当地俗称“西大寺”。前身为董子当年讲学之所。河间国献王刘德为其所建。该寺毁于清代末，遗址尚存，凸出地面。遍地瓦砾。村民在此挖出陶制灯台，上写秉烛课徒，诲人不倦。为董仲舒当年讲学所用之物。
3， 董仲舒举家徒长安。故里董氏日渐徒亡。其故居董氏宗祠毁，后人于原址建董子祠。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并雕董仲舒坐姿势石像，（高约2米）一尊奉与内，后伺宇毁，石像仍存。1982年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于原址，以保护石像。关于董仲舒石像置于后旧县村还有一段传说。称当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毕后，要运往董故庄村安放，但运至旧县村“忽重不可举，遂置之而去。”对此，故人异议。如董仲舒出生于董故庄村怎能将先祖石弃之他村。董故庄村距旧县二三里，千里迢迢运抵，近在咫尺九运不过去了吗？无道理吗？！
4， 《世说新语》记载：董仲舒有一位儿子名符起，被误为不孝而赶出家门，投奔于距旧县村四五里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将王善有老人送终后，继续生活在此村。明《枣强县志》载，却有王善有此人。但无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寿”，侯此村改名王寿。后来演变为前王寿，后王寿二村。现两村95%为董姓。古时，前后王寿及周边的苏谷，朴庄等同宗董氏，聚于旧县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寿村至今存藏清代重修族谱，序称董仲舒为太始祖。
对于说“董故庄小学所占的三亩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说，早有异议。这一带唐宋时期的村落，尽淤埋于地下。西汉时代董故庄也难以存于地面。西汉旧县村曾为县治所，虽带又复为治所500年未变。至今地面凸出多多，瓦砾遍地。
怀疑旧县村与董故庄村本为一村，从旧县村分离而出。但在何年代呢？至今尚未发现证据。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此外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4．董仲舒与胡毋生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还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自己以见之实施，于是以着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着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着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着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何体《自序》）。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传》。传曰：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据《史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施受关系。司马迁《儒林列传》，先仲舒而次子都。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史记》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汉书》作段仲），温吕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陆德明《释文序录》曰： “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徒矣。《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也，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经说》曰：“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着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知。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胡查二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 5．韬光养晦 博士当时是官职，初见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竿其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巧说阿谀之徒。陈涉起义，许多德生背着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去寻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知识分子。汉兴，儒生又投奔了汉朝，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汉高祖曾引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灭“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史记·儒林列传》）。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窦太后曾问《诗》博士辕因生《老子》之书，辕固生说《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窦太后愤而骂五经为“司空城旦书”（犹言刑徒之书。司空，掌建宫室及筑城。始皇焚书，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黥为城旦。），并令固下图斗野猪，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才免于横死。众博士看在眼里，惧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扬儒业，经世先王！有的竟纷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逃之夭夭。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告老归家，居教乡里。’ 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稍后）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史记》中对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多所阐发；也正是受孔子困厄着《春秋》、左丘失明着《左传》事迹的鼓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愤撰着《史记》这部千古名着。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他在待价而沽，应时而出！ 二、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机会终于来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1．汉武帝 汉武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材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无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虫分)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虫分)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县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虫分)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虫分)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2．贤良对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团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 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3．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 “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 “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惨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

㈧ 名称相近的董仲舒之儒和孔子之儒，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其中第三策便是影响最深远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这项建议满足了汉武帝的统治需求，所以从这一时期开始，儒家的社会地位空间高涨，最终登堂入室，取代了在汉初风靡六十余年的道家思想。

上图——儒家经典

儒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也是指导了华夏民族思想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在千百年来闪烁着智慧之光。而这一切的出现，与孔子的宅厚仁心、伟大情操和高尚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之儒的最大贡献是为后人划定了道德界限，告知了一个有德的君子何有所为而何有不为，而他本人也是用自己的一生的实际行为去验证自己的思想，正是有了榜样作用，才使得儒家经久不衰。

然而孔子没有想到的是，在数百年后，董仲舒会借着儒家思想，去满足统治阶级的个人欲望，这种自私且狭隘的个人行为，损害了儒家的声誉，因此后人切不可一看到"儒学"二字就将各种不同者混为一谈，而是应该具体分析，了解他们的本质区别。

㈨ 皇与王有什么区别

皇与王的区别：指代不同、出处不同、性质不同
一、指代不同
1、皇：皇帝；封建君主。
2、王：君主；最高统治者；封建社会的最高爵位。
二、出处不同
1、皇：《说文》：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
白话释义：《说文》：皇，伟大。字形采用“自、王”会义。“自”，起始的意思。远古始皇，就是燧人、伏羲、神农，他们是伟大的君王。“自”， 读音像“鼻”，今天的风俗仍将最初生育的儿子称为“鼻子”。
2、王：《尔雅》：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白话释义：《尔雅》：王，人心所向、天下归附和向往的英杰。董仲舒说“古代造字的方法，是在三道横画中间用竖笔连接，叫做‘王’字。三道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而能够参悟、贯通这三者的人，就是王。”
三、性质不同
1、皇：象形。金文，象灯火辉煌形。上面的三点，象灯光参差上出之形，中间的部分象灯缸，下面的“土”是灯柱。“皇”即“煌”的古字。本义：灯火辉煌。
2、王：象形字。王字的甲骨文为斧钺之形，斧钺为礼器，象征王者之权威。本义：天子、君主。

㈩ 董仲舒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请详细介绍一下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是西汉的哲学家。他是西汉治《公羊春秋》的今文学着名大儒。景帝时做过博士，武帝时他以贤良对策，主张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大一统论，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董仲舒一生历经四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于公元前104年病故。他的着作现在流传的只有《春秋繁露》，且董书原佚，今传本当为后人重新搜集编定的。

(10)董仲舒雕像戴的什么帽子扩展阅读

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通过归纳总结春秋战国时候的政治经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哲学理念，董仲舒强调要以德治国，以天人感应为由头，引申出他以德治国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很深刻的促进作用。董仲舒说这些理念，都是圣人由天道总结出来的，所有的人必须都要遵守，很集中地体现了群权神授的概念，深受当时的统治者的重视，对后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

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诸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