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戴什么帽子
1. 中国历史上两顶特殊帽子，“绿帽子”与“乌纱帽”有什么样的故事
绿帽子”的演变过程长达两千年，“乌纱帽”则起源自南朝刘宋年间（另有说东晋时宫中就开始流行）。秦汉时期规定犯人穿一种特制的衣服，称为“赭衣”，其色赤褐。班固《汉书·刑法志》有载“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可见至迟在汉代“赭衣”已为罪犯的代称。
至隋朝，“乌纱帽”作为“常服”的帽子，也是皇帝、贵臣、百官士庶等，贵贱通用。唐初，“乌纱帽”曾一度是皇帝及皇太子专用的帽子。李世民即位后诏令“乌纱帽”为天子及百官士庶皆可戴用。因而，在唐代“乌纱帽”不过是一种日常便帽。杜甫曾有诗云：“不眠瞻白兔，百过落乌纱。”说他晚上睡不着望着月亮，月光不知道多少次映照在他的乌纱帽上。但当时的杜甫并无官位。
2. 诛佞剑进贤冠什么意思
诛佞剑进贤冠的意思如下：
所谓的“诛佞剑进贤冠”的意思是：诛杀奸佞的宝剑，举荐的贤人戴的帽子。这句话中的重点词语是“佞”，也指的是奸佞，泛指的是奸邪谄媚，奸邪谄媚的人。对于一个国家社稷来说，这样的人存在会极大的危害国家，所以才有诛之。
诛佞剑进贤冠的古代说法：
诛佞剑：西汉朱云忠直敢谏，汉成帝老师安昌侯张禹，以精通《论语》入仕，然毫无作为。朱云对成帝说：“臣愿求赐上方宝剑，断佞臣张禹一人。”成帝大怒要杀他，朱云攀住殿上门槛，直至门槛断折。成帝冷静下来后赦免了他，有人提出换门槛，皇上不同意，要求保留门槛用来表彰忠臣。
进贤冠：文官戴的一种帽子。杜甫诗：“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中大羽剪。”
3. 戏剧沙帽
沙帽即纱帽古代君主或贵族、官员所戴的一种帽子。亦借指官员。 唐 杜甫 《泊松滋江亭》诗：“沙帽随鸥鸟，扁舟系此亭。”沙，一本作“ 纱 ”。
戏剧的纱帽一般最低一等的应该是某人中了状元，从此就会有乌纱帽戴了。戏剧里中了状元，马上就会有皇上或宰相把女儿赐与状元，收状元为驸马，所以驸马爷戴的乌纱帽外面又会加戴上‘驸马套’。除了两侧有搌，还有两只向上的搌，再加上不少的红色的绒球，加戴驸马套以后相当漂亮。百姓们看戏最常见的纱帽就是驸马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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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甫是早年哪里人
“诗圣”杜甫的故里到底是哪里？
过去一般人们都认为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是河南巩县人。这完全是混淆了两个概念，就是“籍贯故乡”与“出生地”的区别。故乡是一个家庭及家族世世代代聚集之地，同宗血脉，枝蔓相延、代代相续；对一个人来说，乡音乡情、相伴终生。而出生地则完全不同，可以是故乡，也可能完全不是故乡。比如古代一个人千里为官，携带着家眷到外地就任，结果在当地生子，甚至一个时期在当地落户，但无论其家庭还是在当地所生孩子，一般不会认同当地为故乡，最多是把当地作为孩子的出生地，这是社会生活的常识。杜甫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
而在一些学术论着以及一些文学辞典包括《辞海》等工具书，都是以出生地代替故里说，就以《辞海》杜甫辞条为例，不仅称杜甫是从襄阳徙居河南的河南人，还称杜甫“寓居长安近十年”。就在这次“少陵原之风”征文的来稿中也有很多文章都误以为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只是来长安后“寓居”或“寄居”于少陵原，最多是把这里称为杜甫的第二故乡而已。其实，无论从杜甫远祖的籍贯来看，还是从其祖父、父亲以及杜甫本人三代来考察，可以完全判断“诗圣故里”原本就是少陵原，而杜甫自己也是一直把这里作为故乡。
杜甫的家世溯源
杜甫的十三世祖为西晋着名的大将军兼大学者杜预，官居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在此任上连续给朝廷上表，要求发兵攻打东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他统兵攻克江陵，招降南部诸州郡，在灭吴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当阳侯。杜预堪称中国儒将中的奇才，一生居将帅行列，可是他“身不骑马，射不穿札”，也就是说他从来不骑战马，射箭连一层铠甲都射不透，更不会使枪抡刀上阵厮杀了。但是他统兵作战多谋略，当时号称“杜武库”。杜预不仅是大军事家，同时是着作丰富的大学问家，着有《春秋长历》《盟会图》《女记赞》等书，尤其是以研究《左传》着名。当时大臣王济会相马，因而特别爱马；和峤善于聚敛生财，也特别爱钱；杜预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晋武帝便问他“卿有何癖？”他回答自称“臣有《左传》癖”，被誉为历史佳话。杜预所着《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注《左传》最早的一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成为千古流芳的经典名着。在《晋书•杜预传》中明确记载“杜预字符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西安市杜陵原人。
从杜预之后，杜家世代为官，杜甫在《进雕赋表》叙其家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家这十几代为官历史中，常携带家眷到某个地方做地方官，直到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作为一名七品官奉派到巩县，到任数年病殁于巩县令任上，他随任携带的家眷子女当时便滞留于巩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巩县应该是杜甫的出生地。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中进士后，朝廷委派到隰城县（今山西汾阳）当过一段县尉，便入朝为官，为唐初着名大诗人，“恃高才傲世见疾”，中间有一段因坐事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外，不久便被武则天召还，令他作《欢喜诗》，武则天读后很满意，授任着作郎，后迁直文馆学士，从此便一直在长安朝廷里做官。杜审言所留下诗作尽管不多，在当时却负有盛名，为人也恃才狂傲，自视甚高。比如有一次朝廷让他对官员的文章进行评判，他一出来对人说：“（苏）味道必死！”因为苏味道也是唐代着名诗人，后官至宰相。当时苏味道任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武则天时改吏部为天官），杜审言居然说大唐王朝国家组织人事部副部长明日必死，听见的人无不大吃一惊，忙问他有何原因，杜审言出语更惊人：“明天他看到我对他文章批评的判词，就会羞死！”杜审言竟然还大言宣称：“以我的文章之优秀，就是屈原、宋玉作赋也只能成为我的部下；我的书法，就是‘书圣’王羲之再世也得北面拜我为师，作我的学生！”杜审言病逝于直文馆学士任上。当他病重时，着名大诗人宋之问、武平一都曾去看望他，可杜审言躺在病榻上还对宋之问等人说：“我受尽了造化小儿的苦（意思智商太高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活着，诗文与学问老压得诸位仁兄都出不了头；现在我快死了，可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能替代我的人！”
杜审言一生居官长安，死于长安。在唐书本传中虽溯源远祖杜预居官之地襄阳，记载为“襄州襄阳人”，而在《唐才子全传》中则直接记载为“审言、字必简，京兆人。”杜甫的父亲杜闲声名不甚显着，但史书记载也是长期在京城长安附近做官，曾任武功县尉、终于奉天（今陕西乾县）令任上。
据《旧唐书》杜甫本传记载：“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前“本襄阳人”是以远祖杜预居官之地为籍贯，后徙河南巩县当指杜依艺出任巩县令，杜甫出生于此。因为《旧唐书》修于五代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所以编写粗疏、错讹也较多，并且繁简不当，被历代史学家所诟病。所以，到北宋时，官居参知政事（副丞相）的大学者、大文学家欧阳修才决心重新编撰《新唐书》。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删除了《旧唐书》中这段关于杜甫籍贯的记载，显然对此不予认同或置疑。而此后辛文房在《唐才子全传》中另直接记载杜甫为长安“京兆人”。通过对杜甫家世的追溯以及正史记载异同的辨析，完全可判定杜甫故乡应是“京兆人”。
杜甫《墓系铭》简析
一般说来，除正史记载之外，墓志记载可补正史之阙漏与不足。墓志如果是在墓主刚离世之时所写，尽管可能会有对墓主品行方面溢美的谀墓之词，但一般还是比较详细准确的。分析了正史记载，不能不对杜甫墓志《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进行一番简析。为杜甫作此墓志铭的是唐代另一位着名大诗人元稹，名人写名人应该详实可靠，可是元稹为杜甫写的这篇《墓系铭》却又遇到了特殊情况。
杜甫晚年流落剑南，营建草堂寓居于成都西边的浣花溪。恰值唐代宗广德二年（763年），严武出任剑南节度使，为西南军事及行政最高长官。因为杜甫家与严武家为三代世交，从杜审言时就与严武之祖及其父严挺之都有交情；所以严武十分善待杜甫，不但把他表为参谋，上奏朝廷授予他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衔；还亲自到杜甫家里去看望其家人。可是，一代诗圣杜甫，也继承了乃祖杜审言的狂傲不羁的诗人性情，杜甫去见严武时，或很不讲礼貌地不戴帽子头巾，或“性褊躁傲诞”（《唐才子全传》），即性格急躁，傲慢放肆，行为怪诞；这些都不说了，杜甫更关键犯了一个致命忌讳，就是常常喝醉酒了以后，就登上严武的床，瞪圆眼睛盯着严武喊：“严挺之乃有此儿！”唐代“床”一是置于卧室相当于今天的卧床；二是置于正堂或公堂相当于当官的宝座。不论是那一种床，登床都是大忌；还有古代同僚平辈之间交往，相互都不直呼其名，或称字号、排行，或称官职；如称杜甫为“杜子美”或“杜工部”，直呼其名为不敬；更不能轻易触犯祖辈、父辈的名讳，别说直呼其名了，否则为大不敬。例如唐代另一鬼才大诗人李贺，其父名李晋，因为“晋”与“进”同音，便连进士都不能考。而杜甫直呼严武父亲严挺之的名讳不说，还说“严挺之乃有此儿！”实为大不敬。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这句话不顾当时社会风俗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引《云溪友议》所记严武少年时，因其父严挺之宠爱小妾而冷落其母，便槌杀其父小妾玄英，还坦然回答其父责问。严挺之反而高兴地说：“真严挺之之子！”郭沫若认为“严挺之乃有此儿”并不是什么侮辱的话，是“真严挺之之子”这句话的翻版。但忘了“名讳”是别人讳，自称不讳。再者严挺之的话有夸自己儿子像自己一样有种的意思，杜甫作为下属当然绝对不能如此说。其实《云溪友议》还记载当杜甫趁醉说“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时，严武“恚目”怒视良久，反击杜甫说：“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大笑，以弥合两人的话语冲突。严武当时说：“与诸公一起饮馔，图的是高兴，为什么要侮辱及祖考！”
严武又是一介武夫，性格暴烈，耿耿于怀，焉能容忍？所以对杜甫动了杀机。也是杜甫命不该绝，有一天严武想杀掉杜甫，在门口召集官吏；严武怒气冲冲正要出门，他的帽子被挂门帘的帘钩连挂住了三次，可以想象严武当时愤怒之极的心情。也就在此短时间里，有人跑到后堂告知严武母亲，因有三代世交，在其母阻止下，杜甫才躲过了这一劫。当时又值蜀中大乱，杜甫便逃难出蜀，一说是严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杜甫过三峡顺长江而下，又到沅江、湘江，为想登南岳衡山，暂住耒阳，游览南岳庙时，突然发了大水，十多天找不到吃的。耒阳县令备船来迎接，才得回到县城。县令摆设烤牛肉和白酒招待，杜甫吃得饱胀、喝得大醉，晚上就突然去世了，享年59岁。
杜甫是逃难而出，死于流浪途中，只能暂时“旅殡岳阳”。《旧唐书》记载杜甫“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墓系铭》为“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杜甫有两个儿子，宗文、宗武；都未做官，也没有以诗成名，完全流落民间。杜甫逝世不久，其子宗武也流落湖湘而死于江南，其另一子宗文下落不明，史书阙载。《旧唐书》也记载“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稹撰墓系中，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也就是说到了杜甫逝世四十多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迁葬杜甫遗骨与夫人弘农杨氏合葬于首阳山（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北），“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墓系铭》）而当时杜嗣业已经是沦落为社会的最下层，不但“嗣业贫无以给丧”，而且“收拾乞丐，焦劳昼夜”，穷得像乞丐，不分白天黑夜的辛苦“焦劳”，靠打工谋生，连文化人都谈不上了。杜嗣业来请求时任江陵士曹的着名大诗人元稹作墓志铭，对四十多年前的祖父家世回顾只能是大略而不会很精确。而就这个《墓系铭》简略地叙其世系为：“昔当阳城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世系倒是简略清晰，并没有定杜甫的籍贯为巩县人。
那么，现在正本清源，追问《旧唐书》记载原始依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编撰《旧唐书》时主要依据是《唐实录》，实录是宫廷史官根据朝廷重大活动的原始记录，相当于档案材料。但是，杜甫当时官职卑微，能进入《实录》可能只有两件事，一是献《三大礼赋》，二是唐肃宗时，上书救房琯。关于其生平记载不可能详细。对杜甫籍贯生平方面记载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墓志铭。《旧唐书》依据的很可能是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因墓系铭写到“依艺令于巩”，其家眷流落巩县，便在史书中演绎写成“徙河南巩县”了。如果杜甫把巩县认作故里，死后也应魂归故里，归葬巩县才是。可是杜甫却葬于偃师首阳山，因为其远祖杜预死后葬于此，所以杜甫死后四十多年后，其孙才将其也归葬祖茔。
少陵原杜甫房屋田产考
杜甫是长安“京兆人”没有问题，再进一步分析，杜审言一生在朝为官，杜闲任奉天令多年终于任上，在京城长安应有居处产业，而且就应在其祖籍杜曲杜陵原一带。在唐代时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唐代杜曲杜家的名人辈出，如写《通典》的三朝宰相杜佑，写《阿房宫赋》的大诗人杜牧等。杜曲少陵原本是唐朝时高官显贵聚居之地，当时在京城长安“居大不易”，而这里则更堪称是“高尚社区”的住宅区。可是，杜甫却于天宝五载（746年）来到长安，不久就住进少陵原，并且在其周围一住就是十二年。
杜甫到长安后科举不第、求官不成，穷困潦倒，甚至到了“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的地步，自称“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怜百结”，在杜诗中多处写到自己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穷困窘状，却从未在诗中说过租房赁屋之事，也没有在这里卜居建宅修房之事，说明他是继承有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房屋田产。这绝非笔者臆测，杜甫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中哭穷发牢骚时还写道：“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以杜甫当时的经济困窘状态，不可能自己买田置产，只能是继承着祖上的房屋田产。
杜甫为什么会在“杜曲幸有桑麻田”呢？除继承祖业外，我们还得按照唐代初期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去分析。唐代的“均田制”是国家政府按等级来分配田地的土地制度。“均田”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老百姓十八岁以上丁男，授口分田（按男力）八十亩，永业田（可传后代继承者）二十亩。老男、残疾口分田减半；妻妾妇女及和尚、道士、尼姑都按人分有三十或二十亩田地。按此规定，杜甫在出生地巩县也按家庭人口应授有一部分田地。可是均田制的另一个层面是贵族及官僚授田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永业田一百顷到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永业田六十顷递降到二顷。朝中散官五品以上授永业田同职事官。武官还另有等级授田规定。同时官员还作为俸禄补充的职分田和补充办公经费的公廨田，这两种田不能继承。仅就永业田而言，官比民占有的田地要多得多。此外皇帝对所青睐的官员还可以另外赐田。如给裴寂赐田千顷，李眅得赐田五十顷等；杜审言做朝官虽然品秩不是很高，毕竟是女皇武则天喜欢的大学士，即就是皇帝并未另外赐过田，仅其所授永业田也比民田要多好多倍，再者他完全有条件和理由从祖籍少陵原求得永业田产。及至杜闲官至奉天令（地位似应高于县官），最低也是七品官，也应授有永业田。如果与巩县所授民田相比，则巩县所授民田完全可以抛弃或忽略不计。在唐高宗时还多次下诏严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唐会要•均田》），即严禁土地私人买卖。当然，到了唐玄宗时，多种历史原因使“均田制”已遭到一定破坏，主要是官僚豪强兼并强买民田。所以连杜甫诗中都动过“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重过何氏五首》）的心思，只是无财亦无势没买成而已。而杜家在杜曲樊川少陵原一带属天子脚下，再者，毕竟两三代都是官，不是一般草民。所以杜甫“杜曲幸有桑麻田”就应是前代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永业田。有学者在关于杜甫的专着中为否定杜甫在少陵原有田产，甚至以杜甫“归山买薄田”诗句来否定“杜曲幸有桑麻田”诗，认为是伪作。基实是因纯搞文学史而不了解唐代土地制度———“均田制”而想当然所致。唐代继承“永业田”是合法的，而买田倒是非法的。
如果说杜甫在这里没有房屋，自己修建房屋居住，那肯定会作诗文纪录。比如杜甫流寓成都建一个草堂，修几间草房，便写了《卜居》《一室》《堂成》《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茅屋赀》以及名满天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很多诗；别人在他修草堂时资助给一点钱都写成诗，在少陵原如果修房建屋岂能无诗？
杜甫在少陵原住的房产是什么样呢？杜甫在太子家令李炎来访时作《夏日李公见访》诗中说到自己居处“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而“类村坞”正说明不是一般乡民所住的“村坞”，最多是相似接近而已。而“僻近城南楼”也正是少陵原边，与城南阙楼曲江相接处，是高官居住的好地方。当然，其祖父杜审言虽为朝官却品秩不算太高，而其父杜闲为奉天令，给杜甫留下的故居房屋不会太好也可能年久失修有“类村坞”之处，与周围高官显贵的豪宅相比已经破败不堪，他才在诗中感叹“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曲江三章章五句》），所以要移居南山边了。
诗圣本人的认同感
前边谈到故乡与出生地区别，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本人对“故乡”、“故里”的认同感。如果在某出生地、或居官之地待久了，产生强烈认同感，也可以把这里作为第二故乡对待。问题是在诗圣杜甫的诗文中找不到把出生地巩县认同为故里的记载———哪怕是当做第二故乡也没提到一句。
相反，尽管在少陵原仅仅只待了十余年，这里既是祖籍所在地，也是他的家园所在地，所以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尽管杜甫在这里生活得很不得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求官不成，穷愁潦倒。这既有朝政黑暗的因素，也有诗圣个人性格上的问题，可是他本人始终把这里作为故乡。仅从杜甫名号上就能说明这一点。古人常以故乡故里的郡望为名号，来表明对自己故乡故里的“认同感”；如韩愈称韩昌黎，柳宗元称柳河东，杜牧称杜樊川等；甚至其诗文集也以故里郡望命名，如《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樊川集》等。可是杜甫一直自称“杜少陵”、“杜陵布衣”、“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流落外地时便自称“杜陵远客”，诗集也以《少陵集》命名。而从未以生地河南巩县郡望称杜中州杜中原或杜巩县之类，也能说明杜甫一直是以少陵原为祖籍和故乡。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天地间”时，感叹“杜陵远客不胜悲”（《立春》），怀念“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原”（《九日五首》之四）、“吊影夔州僻，回肠杜曲煎”（《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大量怀念秦地故乡家园的诗句，甚至在成都草堂安居七八年了还发出“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誓言。而在煌煌杜诗一千四百五十首中，你几乎找不到他怀念出生地河南巩县的诗句，说明杜甫一直把祖籍少陵原作为自己的故乡。另外，在少陵原畔杜公祠中，清代所立《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祠堂记》碑文，也认为诗圣故里就是在这里。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诗圣故里”就在长安少陵原一说，不是个人一时之发现，也算不上标新立异，更不是与河南人争拉什么名人。因为不仅宋代、元代、清代都有学者认定杜甫籍贯是长安“京兆人”，当代学术论着虽有持诗圣故里巩县说者，但当代大学者中也不乏京兆杜陵说。如西北大学傅庚生教授在专着中就认定杜甫是京兆长安人；袁行霈教授最新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面向21世纪（大学）课程教材）写到杜甫籍贯时，也改用了“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本文作者注：应为‘东南’）人，生于巩县”的提法。本文只不过针对多种泛泛一提的观点将这一问题集中凸现出来，并予以精确考证、全面系统化详细论析而已。
综上七个方面所述，把少陵原定为杜甫“诗圣故里”应毫无疑义。既符合正史记载，也符合杜甫对故里的个人认同感；既符合宋元以降历代大学者的观点，也符合当代一些杜诗研究权威专家的观点与提法，连新版全国统编大学教材都称杜甫是“京兆杜陵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诗圣故里”呢！杜甫一生坎坷，诗风沉郁苍凉、雄浑瑰丽，居少陵原十年在创作上正是黄金时代，诗作量大且多旺盛时期，诗如霞飞满天。杜甫晚年还深情地说到“忆在潼关诗兴多”，其所作诗篇多以五七言古风，忧国忧民忧天下，如曲江池边所写的《丽人行》，在咸阳桥头所写的《兵车行》，骊山脚下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及《三吏》《三别》等，其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成为千古名句。正是杜甫在少陵原畔的生活和创作，奠定了他作为“诗圣”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其诗作被誉为“诗史”的坚实基础，从而使他登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可是，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晚年流寓成都草堂数年，而那座被秋风吹破的草堂也名满天下，成为旅游胜地。但是，作为“诗圣故里”少陵原边的杜公祠，声名及影响却相形见绌。现今西安大开发，少陵原大建设，要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话，更应该认真打好“诗圣故里”这张文化牌，宣传、扩大、提高杜公祠在全国的影响和知名度，使“诗圣故里”与曲江开发新区的大名相得益彰。
（本文观点由西北大学原文学院院长、着名教授李志慧先生提出）
5. 关于杜甫的故事
1.年少轻狂差点被杀，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遇于洛阳，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着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
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这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他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等待杜甫的仍旧是失败。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
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年少轻狂”。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
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严重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
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他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
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他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样正是这样吧。
2.杜甫小时候很贪玩，连板凳都坐不住，长到五六岁连一首诗都记不住。让爷爷很生气。在爷爷的严厉管教下，杜甫改掉了贪玩的习惯。发奋苦读，为了练好诗，他练习的习作装了整整一麻袋。杜甫成名以后曾在诗中表达了他对于诗歌创作的心得。那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3.晚年的杜甫开了一家药铺子，因为杜甫他做人很正直，做生意当然也是一样，他卖得药材都不贵，老百姓也都负担的起。所以药铺开了没多久镇上的人都知道了杜甫开的药铺，就都去他那里拿药材。所以镇上其他的药材老板就很眼红，打算联合起来欺负杜甫。
就在当地的衙门书吏那里去撒谎说杜甫看不起那个书吏。书吏就带着人去杜甫的店里找麻烦。那个书吏拿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药方去故意为难杜甫，说如果杜甫抓不出这几种药就把杜甫一家人赶出这个镇子。
可是杜甫的才学一看就知道药方上写的是什么，很快把药给了衙门书吏。书吏顿时对杜甫服气了。并警告镇上的人以后不能再找杜甫的麻烦。
4.相传杜甫小时候，因父母早逝和姑姑一同居住，后来一种传染病盛行，他和姑姑家的孩子得了一样的病，因为大夫说要躺在东边的床上才能好，可是在东边只有一张床。
所以他姑姑就让杜甫躺在那里，之后自己的儿子死了。这让杜甫深深感到自责，也是为他日后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5.一半撑死一半饿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天宝五年(746年)，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
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渐渐地，他需要依赖亲友的周济了。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
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都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
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动。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
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有一次杜甫闹疟疾，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
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饥饿之苦，可以预见。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
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持续了10年。等杜甫混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
一代“诗圣”沦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客观上，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和人生加深认识。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与饥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6. 杜甫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男儿生兏成名身已老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男儿生兏成名身已老》
作者：杜甫
原文：
男儿生兏成名身已老，
三年饥走荒山道。
长安卿相多少年，
富贵应须致身早。
山中儒生旧相识，
但话宿昔伤怀抱。
呜呼七歌兮悄终曲，
仰视皇天白日速。
赏析：
此诗开头使用了九字句：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浓缩《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意，抒发了身世感慨。杜甫素有匡世报国之抱负，却始终未得施展。如今年将半百，名未成，身已老，而且转徙流离，几乎饿死填沟壑，怎不叫他悲愤填膺！六年后杜甫在严武幕府，曾再次发出这种叹穷嗟老的感慨：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莫相疑行》）其意是相仿的。
次句三年饥走荒山道，把三年二字缀于句端，进一步突现了诗人近几年的苦难历程。三年，指至德二载（757）至乾元二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遭贬斥，为饥饿驱迫，在荒山道上尝够了艰辛困苦。
三、四句，诗人追叙了困居长安时的感受，全诗陡然出现高潮。十二年前，杜甫西入长安，然而进取无门，度过了惨淡的十年。他接触过各种类型的达官贵人，发现长安城中凭借父兄余荫，随手取得卿相的，以少年为多：长安卿相多少年。这不能不使诗人发出愤激之词：富贵应须致身早。致身早，似是劝人的口吻，却深蕴着对出现少年卿相这种腐败政治的愤慨。这和他早年所写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显然同属愤激之言。
五、六句又回到现实，映现出诗人和山中儒生对话的镜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诗人身处异常窘困的境地，当然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因而和友人谈起的都是些令人很不愉快的往事。忧国忧民的怀抱无法实现，自然引起无限伤感。
第七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诗人默默地收起笔，停止了他那悲愤激越的吟唱，然而思绪的巨潮如何一下子收住？仰视皇天白日速，搁笔望天，只见白日在飞速地奔跑。这时，一种迟暮之感，一种凄凉沉郁、哀壮激烈之情，在诗人心底涌起，不能自已。
《同谷七歌》在形式上学习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自创一体，深为后人所赞许。此诗作为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艺术上，长短句错综使用，悲伤愤激的情感，犹如潮水般冲击着读者的心弦。
杜甫 小寒食舟中作
《小寒食舟中作》
作者：杜甫
原文：
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注释：
1、小寒食：寒食节的次日，清明节的前一天。因禁火，所以冷食。
2、佳辰：指小寒食节。强饭：勉强吃一点饭。
3、隐：倚、靠。隐几，即席地而坐，靠着小桌几，见《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几在这里指乌皮几（以乌羔皮蒙几上），是杜甫心爱的一张小桌几，一直带在身边，在一首中还写道：乌几重重缚（《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意思就是乌几已经破旧，缝了很多遍了。鹖（音h合），雉类，据说是一种好斗的鸟，见于《山海经》。这里鹖通褐，指颜色。仇兆鳌注：赵注：鹖冠，隐者之冠。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五：浑忘憔悴无颜色，翻笑他人戴鹖冠。
4、春水两句：春来水涨，江流浩漫，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诗人身体衰迈，老眼昏蒙，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天上坐、雾中看带出了作者起伏的心潮，这种心潮起伏不只是诗人暗自伤老，也包含着更深的意绪：时局的动荡不定，变乱无常，不也如同隔雾看花，真象难明么！
5、娟娟二句语含比兴。见蝶鸥往来自由，各得其所。益觉自己的不得自由。娟娟，状蝶之戏。片片，状鸥之轻。闲幔，一作开幔。
6、云白句：极写潭州（今长沙）距长安之远。这是诗人的夸张，实际上长沙距长安也就一千多公里。
7、直北：正北。亦见直北关山金鼓震（《秋兴八首其四》）。朱瀚注：蝶鸥自在，而云山空望，所以对景生愁。毛奇龄说：船如天上，花似雾中，娟娟戏蝶，片片轻鸥，极其闲适。忽望及长安，蓦然生愁，故结云：愁看直北是长安，此纪事生感也（《西河诗话》）。
翻译：
小寒时节，勉强吃一点饭，
靠着乌几，席地而坐，
乌几已经破旧，缝了很多遍了，
头上戴着褐色的帽子。
春来水涨，江河浩漫，
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
身体衰迈，老眼昏蒙，
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
见蝶鸥往来自由，各得其所。
站在潭州向北直看长安，
像是在望天上的白云，
有一万多里，蓦然生愁。
赏析：
这首诗是杜甫在去世前半年多，即公元770年（大历五年）春停留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时候所写，表现他暮年落泊江湖而依然深切关怀唐王朝安危的思想感情。
小寒食是指寒食的次日，清明的前一天。从寒食到清明三日禁火，所以首句说佳辰强饮食犹寒，逢到节日佳辰，诗人虽在老病之中还是打起精神来饮酒。强饮不仅说多病之身不耐酒力，也透露着漂泊中勉强过节的心情。这个起句为诗中写景抒情，安排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开端。第二句刻画舟中诗人的孤寂形象。鹖冠传为楚隐者鹖冠子所戴的鹖羽所制之冠，点出作者失去官职不为朝廷所用的身份。穷愁潦倒，身不在官而依然忧心时势，思念朝廷，这是无能为力的杜甫最为伤情之处。首联中强饮与鹖冠正概括了作者此时的身世遭遇，也包蕴着一生的无穷辛酸。
第二联紧接首联，十分传神地写出了诗人舟中的所见所感，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左成文评此二句：春来水涨，江流浩漫，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诗人身体衰迈，老眼昏蒙，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天上坐、雾中看非常切合年迈多病舟居观景的实际，给读者的感觉十分真切；而在真切中又渗出一层空灵漫渺，把作者起伏的心潮也带了出来。这种心潮起伏不只是诗人暗自伤老，也包含着更深的意绪：时局的动荡不定，变乱无常，也正如同隔雾看花，真相难明。笔触细腻含蓄，表现了诗人忧思之深以及观察力与表现力的精湛。
第三联两句写舟中江上的景物。第一句娟娟戏蝶是舟中近景，所以说过闲幔。第二句片片轻鸥是舟外远景，所以说下急湍。这里表面上似乎与上下各联均无联系，其实不是这样。这两句承上，写由舟中外望空中水面之景。闲幔的闲字回应首联第二句的萧条，布幔闲卷，舟中寂寥，所以蝴蝶翩跹，穿空而过。急湍指江水中的急流，片片白鸥轻快地逐流飞翔，远远离去。正是这样蝶鸥往来自如的景色，才易于对比，引发出困居舟中的作者直北望长安的忧思，向尾联做了十分自然的过渡。清代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引朱翰的话评价：蝶鸥自在，而云山空望，所以对景生愁。也是指出了第三联与尾联在景与情上的联系。
尾联两句总收全诗。云说白，山说青，正是寒食佳节春来江上的自然景色，万余里将作者的思绪随着层叠不断的青山白云引开去，为结句作一铺垫。愁看句收括全诗的思想感情，将深长的愁思凝聚在直北是长安上。浦起龙说：云白山青应佳辰，愁看直北应隐几，这只是从字面上去分析首尾的暗相照应。其实这一句将舟中舟外，近处远处的观感，以至漂泊时期诗人对时局多难的忧伤感怀全部凝缩在内，而以一个愁字总结，既凝重地结束了全诗，又有无限的深情俱在言外。所以《杜诗镜铨》说结有远神。
此诗有借鉴沈佺期诗句之处，如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云白山青千万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这首七律在自然流转中显出深沉凝炼，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苍茫而沉郁的特色。
杜甫 燕子来舟中作
《燕子来舟中作》
作者：杜甫
原文：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注释：
1、朱瀚题注：孤舟漂泊，惟有燕来，命题感慨。
2、湖南：这里的湖南指长沙，因其位于洞庭湖之南。动经春：已经经过了几个春天。
3、燕子衔泥：燕子为候鸟，所以每年都要衔泥筑巢。王嗣奭：出峡已三春，而客湖南则两春也。
4、这句里已经有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影子。
5、社日：古代春秋两次祭社神的日子，通常是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春分、秋分前后）。远看人：远远地看着人，一说为远来看人。
6、处处巢居室，实际上也就是居无定所，所以说何异飘飘托此身。
7、此句为杜甫自述。飘飘托此身的含义，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
8、樯：帆船上挂风帆的桅杆。此句可参看樯燕语留人（《发潭州》）。
9、巾：手巾。这两句是说，燕子来到舟中，暂歇船樯，喃喃细语，马上又起身飞去，穿花贴水，徘徊顾恋，令作者不禁流泪。
赏析：
杜甫于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出峡，先是漂泊湖北，后转徙湖南，公元769年正月由岳州到潭州。写此诗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诗人仍留滞潭州，以舟为家。所以诗一开始就点明湖南为客动经春，接着又以燕子衔泥筑巢来形象地描绘春天的景象，引出所咏的对象燕子。
燕子是一种候鸟，随季节变化而迁徙，喜欢成双成对，出入在人家屋内或屋檐下。因此被古代诗人所青睐，经常置于古诗词中，或惜春伤秋，或渲染离愁，或寄托相思，或感伤时事。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意思是：旧时你入我故园之中曾经认识了我这主人，如今又逢春社之日，小燕儿，你竟远远地看着我，莫非你也在疑惑吗？为什么主人变成这么孤独，这么衰老？他的故园又怎样了？他为什么在孤舟中漂流？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意思是：我老病一生，有谁来怜我，只有你小燕子倒来关心我了。而我也正在哀怜你，天地如此广阔，小小的燕子却只能到处为家没有定居之所，这又何异于飘飘荡荡托身于茫茫江湖之中的我呢？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意思是：为了安慰我的寂寞，小燕子啊，你竟翩然来我舟中，暂歇船樯上，可刚和我说了几句话马上又起身飞去，因为你也忙于生计要不断地去衔泥捉虫呀。而你又不忍径去，穿花贴水，徘徊顾恋，真令我禁不住老泪纵横了。
此诗写燕来舟中，似乎是来陪伴寂寞的诗人；而诗人的感情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流入读者的心田。诗中表现的场景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因病滞留在孤舟中，而在船樯上却站着一只轻盈的小燕子，这活泼的小生命给诗人带来春天的信息。诗人抬头对着燕子充满爱怜地说话，一边又悲叹着喃喃自语，没有比这样的情景更令读者感动的了。
全诗极写漂泊动荡的忧思，为客经春是一篇的主骨。中间四句看似句句咏燕，实是句句关连着诗人的茫茫身世。最后一联，前十一字，也是字字贴燕，后三字益沾巾突然转为写诗人自己。体物缘情，浑然一体，使读者分不清究竟是人怜燕，还是燕怜人，凄楚悲怆，感人肺腑。明末清初卢世榷《杜诗胥抄》评价说：此子美晚岁客湖南时作。七言律诗以此收卷，五十六字内，比物连类，似复似繁，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却又一字不说出，读之但觉满纸是泪，世之相后也，一千岁矣，而其诗能动人如此。
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
孟浩然 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
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
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
【赏析】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被称为孟山人。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年四十，游长安，应进士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后为荆州从事，患疽卒。曾游历东南各地。诗与王维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有《孟浩然集》三卷，今编诗二卷。
7. 杜甫怎么画
1、首先画出杜甫戴着的平式幞头，往下画出面部轮廓后，将鬓角、耳朵画出来，再来画出裹幞头扎在脑后的两角。
注意杜甫的帽子后面，一定要画出帽子带子，这样才想杜甫。
8. 杜甫 小寒食舟中作
《小寒食舟中作》
作者：杜甫
原文：
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注释：
1、小寒食：寒食节的次日，清明节的前一天。因禁火，所以冷食。
2、佳辰：指小寒食节。强饭：勉强吃一点饭。
3、隐：倚、靠。隐几，即席地而坐，靠着小桌几，见《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几在这里指乌皮几（以乌羔皮蒙几上），是杜甫心爱的一张小桌几，一直带在身边，在一首中还写道：乌几重重缚（《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意思就是乌几已经破旧，缝了很多遍了。鹖（音h合），雉类，据说是一种好斗的鸟，见于《山海经》。这里鹖通褐，指颜色。仇兆鳌注：赵注：鹖冠，隐者之冠。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五：浑忘憔悴无颜色，翻笑他人戴鹖冠。
4、春水两句：春来水涨，江流浩漫，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诗人身体衰迈，老眼昏蒙，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天上坐、雾中看带出了作者起伏的心潮，这种心潮起伏不只是诗人暗自伤老，也包含着更深的意绪：时局的动荡不定，变乱无常，不也如同隔雾看花，真象难明么！
5、娟娟二句语含比兴。见蝶鸥往来自由，各得其所。益觉自己的不得自由。娟娟，状蝶之戏。片片，状鸥之轻。闲幔，一作开幔。
6、云白句：极写潭州（今长沙）距长安之远。这是诗人的夸张，实际上长沙距长安也就一千多公里。
7、直北：正北。亦见直北关山金鼓震（《秋兴八首其四》）。朱瀚注：蝶鸥自在，而云山空望，所以对景生愁。毛奇龄说：船如天上，花似雾中，娟娟戏蝶，片片轻鸥，极其闲适。忽望及长安，蓦然生愁，故结云：愁看直北是长安，此纪事生感也（《西河诗话》）。
翻译：
小寒时节，勉强吃一点饭，
靠着乌几，席地而坐，
乌几已经破旧，缝了很多遍了，
头上戴着褐色的帽子。
春来水涨，江河浩漫，
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
身体衰迈，老眼昏蒙，
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
见蝶鸥往来自由，各得其所。
站在潭州向北直看长安，
像是在望天上的白云，
有一万多里，蓦然生愁。
赏析：
这首诗是杜甫在去世前半年多，即公元770年（大历五年）春停留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时候所写，表现他暮年落泊江湖而依然深切关怀唐王朝安危的思想感情。
小寒食是指寒食的次日，清明的前一天。从寒食到清明三日禁火，所以首句说佳辰强饮食犹寒，逢到节日佳辰，诗人虽在老病之中还是打起精神来饮酒。强饮不仅说多病之身不耐酒力，也透露着漂泊中勉强过节的心情。这个起句为诗中写景抒情，安排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开端。第二句刻画舟中诗人的孤寂形象。鹖冠传为楚隐者鹖冠子所戴的鹖羽所制之冠，点出作者失去官职不为朝廷所用的身份。穷愁潦倒，身不在官而依然忧心时势，思念朝廷，这是无能为力的杜甫最为伤情之处。首联中强饮与鹖冠正概括了作者此时的身世遭遇，也包蕴着一生的无穷辛酸。
第二联紧接首联，十分传神地写出了诗人舟中的所见所感，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左成文评此二句：春来水涨，江流浩漫，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诗人身体衰迈，老眼昏蒙，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天上坐、雾中看非常切合年迈多病舟居观景的实际，给读者的感觉十分真切；而在真切中又渗出一层空灵漫渺，把作者起伏的心潮也带了出来。这种心潮起伏不只是诗人暗自伤老，也包含着更深的意绪：时局的动荡不定，变乱无常，也正如同隔雾看花，真相难明。笔触细腻含蓄，表现了诗人忧思之深以及观察力与表现力的精湛。
第三联两句写舟中江上的景物。第一句娟娟戏蝶是舟中近景，所以说过闲幔。第二句片片轻鸥是舟外远景，所以说下急湍。这里表面上似乎与上下各联均无联系，其实不是这样。这两句承上，写由舟中外望空中水面之景。闲幔的闲字回应首联第二句的萧条，布幔闲卷，舟中寂寥，所以蝴蝶翩跹，穿空而过。急湍指江水中的急流，片片白鸥轻快地逐流飞翔，远远离去。正是这样蝶鸥往来自如的景色，才易于对比，引发出困居舟中的作者直北望长安的忧思，向尾联做了十分自然的过渡。清代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引朱翰的话评价：蝶鸥自在，而云山空望，所以对景生愁。也是指出了第三联与尾联在景与情上的联系。
尾联两句总收全诗。云说白，山说青，正是寒食佳节春来江上的自然景色，万余里将作者的思绪随着层叠不断的青山白云引开去，为结句作一铺垫。愁看句收括全诗的思想感情，将深长的愁思凝聚在直北是长安上。浦起龙说：云白山青应佳辰，愁看直北应隐几，这只是从字面上去分析首尾的暗相照应。其实这一句将舟中舟外，近处远处的观感，以至漂泊时期诗人对时局多难的忧伤感怀全部凝缩在内，而以一个愁字总结，既凝重地结束了全诗，又有无限的深情俱在言外。所以《杜诗镜铨》说结有远神。
此诗有借鉴沈佺期诗句之处，如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云白山青千万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这首七律在自然流转中显出深沉凝炼，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苍茫而沉郁的特色。
杜甫 燕子来舟中作
《燕子来舟中作》
作者：杜甫
原文：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注释：
1、朱瀚题注：孤舟漂泊，惟有燕来，命题感慨。
2、湖南：这里的湖南指长沙，因其位于洞庭湖之南。动经春：已经经过了几个春天。
3、燕子衔泥：燕子为候鸟，所以每年都要衔泥筑巢。王嗣奭：出峡已三春，而客湖南则两春也。
4、这句里已经有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影子。
5、社日：古代春秋两次祭社神的日子，通常是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春分、秋分前后）。远看人：远远地看着人，一说为远来看人。
6、处处巢居室，实际上也就是居无定所，所以说何异飘飘托此身。
7、此句为杜甫自述。飘飘托此身的含义，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
8、樯：帆船上挂风帆的桅杆。此句可参看樯燕语留人（《发潭州》）。
9、巾：手巾。这两句是说，燕子来到舟中，暂歇船樯，喃喃细语，马上又起身飞去，穿花贴水，徘徊顾恋，令作者不禁流泪。
赏析：
杜甫于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出峡，先是漂泊湖北，后转徙湖南，公元769年正月由岳州到潭州。写此诗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诗人仍留滞潭州，以舟为家。所以诗一开始就点明湖南为客动经春，接着又以燕子衔泥筑巢来形象地描绘春天的景象，引出所咏的对象燕子。
燕子是一种候鸟，随季节变化而迁徙，喜欢成双成对，出入在人家屋内或屋檐下。因此被古代诗人所青睐，经常置于古诗词中，或惜春伤秋，或渲染离愁，或寄托相思，或感伤时事。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意思是：旧时你入我故园之中曾经认识了我这主人，如今又逢春社之日，小燕儿，你竟远远地看着我，莫非你也在疑惑吗？为什么主人变成这么孤独，这么衰老？他的故园又怎样了？他为什么在孤舟中漂流？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意思是：我老病一生，有谁来怜我，只有你小燕子倒来关心我了。而我也正在哀怜你，天地如此广阔，小小的燕子却只能到处为家没有定居之所，这又何异于飘飘荡荡托身于茫茫江湖之中的我呢？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意思是：为了安慰我的寂寞，小燕子啊，你竟翩然来我舟中，暂歇船樯上，可刚和我说了几句话马上又起身飞去，因为你也忙于生计要不断地去衔泥捉虫呀。而你又不忍径去，穿花贴水，徘徊顾恋，真令我禁不住老泪纵横了。
此诗写燕来舟中，似乎是来陪伴寂寞的诗人；而诗人的感情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流入读者的心田。诗中表现的场景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因病滞留在孤舟中，而在船樯上却站着一只轻盈的小燕子，这活泼的小生命给诗人带来春天的信息。诗人抬头对着燕子充满爱怜地说话，一边又悲叹着喃喃自语，没有比这样的情景更令读者感动的了。
全诗极写漂泊动荡的忧思，为客经春是一篇的主骨。中间四句看似句句咏燕，实是句句关连着诗人的茫茫身世。最后一联，前十一字，也是字字贴燕，后三字益沾巾突然转为写诗人自己。体物缘情，浑然一体，使读者分不清究竟是人怜燕，还是燕怜人，凄楚悲怆，感人肺腑。明末清初卢世榷《杜诗胥抄》评价说：此子美晚岁客湖南时作。七言律诗以此收卷，五十六字内，比物连类，似复似繁，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却又一字不说出，读之但觉满纸是泪，世之相后也，一千岁矣，而其诗能动人如此。
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
岑参 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
前日解侯印，泛舟归山东。
平旦发犍为，逍遥信回风。
七月江水大，沧波涨秋空。
复有峨眉僧，诵经在舟中。
夜泊防虎豹，朝行逼鱼龙。
一道鸣迅湍，两边走连峰。
猿拂岸花落，鸟啼檐树重。
烟霭吴楚连，溯沿湖海通。
忆昨在西掖，复曾入南宫。
日出朝圣人，端笏陪群公。
不意今弃置，何由豁心胸。
吾当海上去，且学乘桴翁。
客中寒食
李中 客中寒食
旅次经寒食，思乡泪湿巾。
音书天外断，桃李雨中春。
欲饮都无绪，唯吟似有因。
输他郊郭外，多少踏青人。
【赏析】
五代南唐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920－974年在世。字有中，江西九江人。仕南唐为淦阳宰。有《碧云集》三卷，今编诗四卷。南唐升元六年（942）与刘钧等同读书白鹿洞的庐山国学，博取功名。有诗《壬申岁承合之任淦阳，再过庐山国学感旧寄刘钧明府》：三十年前共苦辛，囊萤曾寄此烟岑。读书灯暗嫌云重，搜句石平怜藓深。考壬申年为972年，是年诗人赴淦阳任命，经过九江重游故地，写下了这首诗。又诗人好友孟宾于癸酉年（973）为时在淦阳令的李中自编的《碧云集》作序。文中也说道：公理淦民，饮淦水，清白着矣，可知其972－973年知淦阳，约三十年前读书庐山国学，当在942年左右，是否登进士，不考。后显德中任淮西某县令。周世宗南伐，陷于周师，受新命。六年（959），以兄弟亡故，两亲在堂，上表请归故国，得周帝恩准，弃官归南唐亲养。宋乾德初任吉水尉，历新喻、安福、晋陵等县令。开宝五年（972）任新淦县令。973年任淦阳宰时，编成自己诗集《碧云集》，共有二百余篇，时晋天福中进士孟宾于任水部郎中，为其诗集作序。未几卒。《郡斋读书志》卷四着录《李中诗》二卷。另《唐才子传校笺》卷十有其简介。《全唐诗》编为四卷。
9. 杜甫头饰长什么样
没有头饰。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由盛唐到中唐大诗人，号称诗圣。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没有携带过头饰，经常带一个黑色的帽子。
10. 古时各个朝代男子服饰的名称。
1、自古传下来的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那种（秦汉服饰为代表），延续了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日本和服最常见的式样就是这种。
2、自隋唐开始盛行的圆领衫（唐太宗李世民所穿）延续了唐、五代、宋、元朝、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常见的宋太祖、明太祖画像中所穿均是这个类型服饰。至今日本天皇出席某些场合穿的服饰就是这种汉服的变种。注意这种圆领袍衫也是右衽的，在右肩附近用圆形小扣系紧。
女装在早期和男装类似，也穿深衣，后来则以襦裙为主。
汉族各朝服饰某些地方有些不同，但主体部分相同。西汉的深衣和明朝的汉服基本式样是相同的，只是在细枝末节上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或叫“绅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这时出现了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秦尚黑，所以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基本沿袭战国时期。
汉代的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到东汉，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秦汉时期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另外，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
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原因是古代裤子皆无裤裆，仅有两条裤腿套到膝部，用带子系于腰间。这种无裆的裤子穿在里面，如果不用外衣掩住，裤子就会外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恭不敬的事情，所以外要穿着曲裾深衣。以后，随着服饰的日益完备，裤子的形式也得到改进，出现有裆的裤子（称为“裈”）。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魏晋南朝时期，男子的服装有时代特色，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唐代，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礼服的样式，多承袭隋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