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为他设计了什么帽子

⑴ 元世祖忽必烈有几位皇后，忽必烈的皇后及妃子列表

右大斡耳朵：大皇后帖古伦 察必皇后南必皇后，（？―1281年）。1273年纳为皇后，姓弘吉剌氏（《新元史》作宏吉刺氏），名察必，济宁忠武王弘吉剌·按陈之女，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中统初年立为皇后。至元十年（1273年），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察必去世，谥号“昭睿顺圣皇后”。察必禀性聪明，善于把握事业成败契机，在元朝建立之初，成为元世祖的左右助手。
右第二斡耳朵：塔剌海皇后 奴罕皇后
右第三斡耳朵：伯要兀真皇后 阔阔伦皇后
右第四斡耳朵 ；八八罕 妃子 撒不忽 妃子

⑵ 察必皇后身上有哪些良好品质她都为忽必烈提供了哪些帮助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少伟大战绩，是一个历史英雄人物，影响着千万炎黄子孙的后代，而察必皇后是忽必烈众多妻子中的其中一个，但也是唯一一个最疼爱的。

察必皇后的动手能力很强，她能自己动手设计衣服，例如为防止忽必烈的耳朵冻伤，她设计可以包裹耳朵的帽子；再例如，察必皇后为了忽必烈大战的时候可以更方便，骑马射箭的时候不会被衣服影响，她设计一种没有衣领、衣袖，附带两条捆绑的带子，让衣服看起来简便但非常实用，她设计的衣服更是成为当时国民都争先效仿的时尚。

察必皇后更是会在忽必烈得意忘形的时候及时提醒他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创业容易，守业难，同样攻克一个国家容易，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就是难事，察必时刻提醒忽必烈不能因为小胜利而忘了大事。

⑶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关系及简短介绍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是祖父祖孙关系，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儿子孛儿只斤·拖雷的儿子。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蒙古族乞颜部人。大蒙古国可汗，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生于漠北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取名铁木真。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即元世祖，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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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铁木真人物经历：

宋嘉泰三年（1203年）秋，铁木真袭击了一直与自己争战不休的王汗的金帐，王汗父子被打败。

宋嘉泰四年（1204年），铁木真征服乃蛮部。王汗只身一人想投奔乃蛮部，在乃蛮边界被边将当作奸细杀死，其子桑昆身死异乡。

孛儿只斤·忽必烈人物经历：

蒙古宪宗二年（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宋军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请准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蒙哥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

蒙古宪宗六年（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忽必烈又增受怀孟州（位于今河南焦作）封地。

⑷ 蒙古族的传统服饰对元朝贵族服饰设计有什么影响

以蒙古袍为代表的蒙古族传统服饰
宽大严实，封闭性强，是蒙古袍最显着的特点之一。领子高，不仅可以抵挡严寒，保护脖颈，而且能够预防风吹沙灌；大襟长，且带里襟，扣子错开顶钉，撩起来不影响干活，放下来暖肚防寒；袖长裉肥，骑马不冻手，套马胳臂可以任意挥动；下摆修长宽松，骑马既不冻膝盖，又能防止蚊虫叮咬。在特殊情况下，如轻装行进不带行李时，蒙古袍还是一件能铺能盖的多功能生活起居用具，“袖子是枕头，里襟是褥子，大襟是被子”“前襟是簸箕，后襟是斗篷，怀里是口袋，马蹄袖是手套”。
最初的蒙古袍是就地取材，用动物皮毛制成的。蒙古人称之为“答忽”，意为“皮袍”、“袄子”。据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出使蒙古记》记载，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常穿的皮袍（袄），有薄厚和毛朝里朝外之分。毛朝外的皮袍厚一些，常套在外面以抵御冬天的风雪严寒；毛朝里的皮袍由于相对薄些，也柔软些，一般常在帐幕等室内穿。那时候蒙古袍的制作样式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差不多，即袖子窄，腰身紧，在右边扣扣子（右衽）。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为联络王罕与他一起兴兵为父报仇，曾送给王罕一件名贵的黑貂鼠皮做的皮袍当见面礼。王罕收到袍子后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大意是：别的且不说，就为这黑貂鼠皮袍我也得出兵帮你打败敌人，因为它不仅能保护我的腰（“肾之底”）免受风寒，而且能让我的心胸（“腔之膈”）常葆温暖。由此可见，蒙古人爱用动物特别是用珍奇动物的皮毛制作袍服，既不是因为其可以就地取材，也不是因为其珍贵罕见，主要在于它们具有特殊的保暖防寒养生作用。其实，当时大多数蒙古人的“答忽”系羊皮制成，用貂鼠、银鼠、银狐等珍贵兽皮制作的蒙古袍，只有少数贵族才能经常穿戴。随着蒙古人走向世界、入主中原，蒙古人制作袍服的材料日益繁多，所以南宋官员彭大雅、徐霆在其编着的《黑鞑事略》中记载曰：“旧以毡、毳、革，新以纻、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尽管大量使用丝织品、棉制品制衣，但从御寒的需要出发，皮毛制服装依然继续使用并流行。
关于蒙古袍样式设计的由来，布里亚特有一则传说，一对蒙古老人为如花似玉的女儿出嫁做新衣没有现成的样子犯愁时，老太太突然灵机一动，伸出自己的手掌说：“样子就在这里。”她先照着自己右手的大拇指，画了衣服的左边（穿者的右边）的袖子，左手的大拇指，画了衣服的右边的袖子，拇指的第二关节部分相当于袖子的宽处，第一关节部分相当于袖子的窄处；接着她又用手掌生命纹和感情纹中间宽大的部分，做了腰身，一个蒙古袍的雏形就这样设计出来了。虽然是一个传说，却形象地说明了蒙古服装简洁实用、色彩绚丽等制作样式和特点的形成，是人与自然浑成一体的必然所得。
就像天气随着时序的不同而冷暖各异那样，蒙古袍的款式也视男女老幼胖瘦而有所不同。如：男袍宽而长，女袍细而短；身体高的人，常穿肥一些的袍子，身体矮的人，袍子反而要瘦一些。此外，蒙古人着装讲究配合，即“身若着袍，足必踏靴，腰必束带”。这种搭配并非只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更主要是为了养生。因为足处在人体的最下端，血液回流不畅，容易发生冻伤，所以需要一双防寒、结实的高筒靴和蒙古袍搭配增加保暖的系数。更何况穿靴子骑马还能防止腿和镫皮的摩擦，上马蹬镫快捷、阻力小等特点。而束腰带不仅可以将一个蒙古袍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空间，通过隔绝空气的流动，增强其保暖作用；还可以保证骑马时腰肋骨的稳定垂直，具有减轻疲劳，预防胃下垂发生等作用。此外，蒙古人腰带上还可以悬挂刀、火镰、烟盒等日常必需品。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特别是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虽然一度制定了受汉文化影响明显的宫廷和官吏的统一着装服饰，但却依旧保持了本民族传统的服饰风格。欧阳玄《渔家傲南词》中的“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虽然描绘的是大都城过春节时拜年人群不同的装束，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蒙古人与汉人不同着装的历史事实。
严峻而豪迈的草原生活不仅成就了蒙古族传统服饰防寒保暖、简练明快、结实耐用等特点；而且促使蒙古人在崇尚白色的同时，不局一格地追求衣着色彩的绚丽鲜艳，从而使蒙古族传统服饰既具象征意义又不乏实用价值。
在蒙古人的眼里，白不仅代表着纯洁、美好、神圣，还代表着健康和长寿。大雪是白的，没有冬天的白雪就没有春天的青草；乳汁和奶制品是白的，羊毛、羊绒是白的，离开了它们就没有了蒙古人的衣装食物。关于蒙古人自古以来服饰颜色崇尚白色，中外人士多有记述。一位名叫张德辉的南宋官员，曾亲眼目睹了贵由汗时代蒙古帝国君臣上下全着白色衣裘，欢庆春节的场景：“比岁除日，辄迁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晏（宴）所部于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大年节，也是蒙古族的主要节日之一，由于蒙古族崇尚白色，春节时穿着白色的衣物庆贺节日，所以，蒙古语中春节也称为“白节”。
张德辉见到的蒙古官员节庆时所穿的统一着装，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元朝“质孙服”。“质孙”是蒙语颜色的音译，又写作“只孙”、“济逊”等，亦称“诈马”（波斯语音译，意为衣服、外衣）。所谓“质孙服”，其实就是一色的衣服。蒙古人所穿的“质孙服”除了一色白外，还有一色红、一色黄、一色蓝等。如果一个节庆延续几天，参加庆典或饮宴的蒙古官员所穿的质孙服就会一天换一种颜色。蒙古袍制作在颜色上与质孙服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全都集多种绚丽鲜艳的色彩于一体。甚至将本属女装绣花镶边的专利，在制作蒙古袍时也匀给了男人。
蒙古族传统服饰色彩绚丽鲜艳，既是和大草原万紫千红的一种协调，也是对游牧生活单一空旷的一种补充，更是对马背游牧、征战容易发生意外的一种预防。因为绚丽鲜艳的服装色彩，不仅容易将人和猎物分开，避免和减少误伤的发生，而且还可以在牧人或战士一旦负伤或失踪时方便搜寻和救护。
蒙古族传统服装设计第一人
除了袍服外，蒙古人穿的服装还有“搀察”（蒙语的音译，是上衣的统称）、“比甲”等。据《出使蒙古记》一书记载，蒙元帝国时期的蒙古族妇女身着的蒙古袍外面常系有两块天蓝色的绸带，一块系在腰间，另一块束在胸前。前者是变相的腰带，后者是乳罩之先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蒙古人在着装时，是很注意调摄养护身体的健康的。因此，有利于保健养生最晚从元朝开始就已经成为蒙古人服装设计时优先的考虑。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早在元代蒙古人就有了自己闻名世界的服装设计大师。这个服装设计大师的名字叫察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
察必设计的蒙古族传统服装估计不会很少，但留在史籍记载中的只有两件。一件是带檐的帽子，另一件是类似现在坎肩与斗篷相结合的“比甲”。
据《元史》、《出使蒙古记》、《黑鞑事略》、《草木子》等史籍记载，蒙元时期的蒙古人“官民皆戴帽”，男子“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出土的实物，以及故宫南薰殿所藏的历代帝后像，人们对当时人的穿戴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时候蒙古男子常戴的帽子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帽，帽顶为半球形，下有宽檐，很像现在士兵的钢盔顶部。方形帽又名“瓦棱帽”，帽身用四个上小下大的梯形毡片缝合而成，然后加一个方形的帽顶。据《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记载，这些帽子的帽檐都是经察必改革设计后才成为定制的，“胡帽旧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即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给帽子增加了一个前檐，不仅射箭、视物不受阳光刺眼的干扰，而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安全和健康。
关于察必发明“比甲”的经过《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记载的亦很简单，只说察必发明这种比甲是为了方便弓马骑射，该设计“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这种无领无袖，前不开襟，后身比前胸宽长都大一倍，并配有两条腰带的新式服装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保存至今，浓缩于现在牧区蒙古妇女常穿的乌吉（坎肩）的制作设计之中。
在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所藏的历代帝后像中，有一幅察必皇后头戴罟罟冠的画像。罟罟译自蒙古语，有不同的写法，如顾姑、罟姑等。意思都是指已婚妇女所戴的冠帽。察必皇后画像上所戴的罟罟冠，下部是一个圆形的帽箍，上面是一个筒状的高顶，顶部变大，形成一个倒锥体。帽子用红、黑两色织锦包在外面，顶上缀满珍珠。耸起的高冠上镶嵌有珠宝做的花饰。左右两侧，还挂有大粒珍珠编串的饰串。其实，罟罟冠的流行历史比元朝的建立要早得多。197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西南的王梁古墓中发掘出几个完整的罟罟冠原物。这些罟罟冠用桦树皮围成，呈长筒状，外面包有花绸，缀以各种珠子。有的顶端还插有蓝孔雀羽毛。考虑到蒙古人的帽子不仅为了防寒、防风，而且还代表着身份与地位，所以察必皇后戴的那种华贵的缀满了珠宝的“超豪华型”罟罟冠，很可能是后来察必皇后个人的创造。据《元史》记载，身为“国母”的察必，虽然设计了许多引导时装新潮流的精美服装，但她本人却衣着朴素，不仅经常在后宫织布，还将宣政院丢弃的羊皮拣来缝制地毯。
虽然元朝时候人们还不可能提出“专利权”的概念，但元成宗铁穆耳在一位工匠为他做了一顶黑细花斜皮帽子后，于大德元年（1297年）特别下了一道圣旨：“今后这皮帽样子休做与人者，与人呵，你死也。如今街下休做者，做的人，戴的人交扎撒里人去者。”这顶黑细花斜皮帽成了铁穆耳的专利，私做者、仿制者和敢于穿戴者一律交司法机关惩处。

⑸ 察必助夫兴国，但却被历史忽略，她都做了什么

在忽必烈的身后助他建功立业的就是察必皇后了，她为忽必烈做很多事，带着儿子一起去做人质，还报信给忽必烈助他当上可汗，劝谏忽必烈胜而不骄，甚至带头节俭宫中用度等。

其实察必还做很多的事，忽必烈的衣服和帽子也都是她自己设计制作的，于国事上，在大胜南宋时，当时是摆酒言欢，察必就劝谏，不能忘乎所以，应该明白创业难，而守业更难。所以说，历史忽略了察必的许多事，她为忽必烈做的真的很多，你如果知道其他关于她的事，我们一起分享。

⑹ 忽必烈的皇后是谁

忽必烈一生有很多妃子，其中最为出名的皇后为察必皇后。察必皇后一生为了忽必烈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含金量最高的事情是，作为人质为忽必烈争取时间。再就是阿里不哥反叛的时候及时报信，捍卫了忽必烈的皇权。

⑺ 元朝资料！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着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着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着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着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着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干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干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着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着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着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德里苏丹国、波兰、匈牙利、罗斯公国、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着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蒙元帝国走向辉煌的历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潜藩时期的领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之大成，马上打天下，马下治臣民，文韬武略，多有建树。三代相继，成为蒙元帝国的全盛期。
大元帝国先后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 “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00年)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着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着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着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发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
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发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 “道法自然”，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发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着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着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窦娥冤》、 《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着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发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参考资料：网络

⑻ 察必皇后身上有哪些良好品质她的结局如何

忽必烈是中国在历史上着名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元朝的开国帝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1206年成吉思汗创建了大蒙古国，然后他就逐渐向周边扩张国土面积，并对外展开了很多次的征战，成吉思汗为大蒙古国奠定了一大片河山，因此他也期望今后的继承人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蒙古人从古至今一直推行的全是一夫多妻制，为了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继承人作为下一任可汗，领着蒙古走向未来，在历史上的成吉思汗不仅以其强劲的国防工作能力而出名，他还迷恋美色，后宫嫔妃也是不计其数，作为他的孙子，忽必烈也跟随成吉思汗学，身边女性成千上万，在其中有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媳妇便是察必皇后。

忽必烈很喜欢这类式样的遮阳帽，此后以后就变成了蒙古帽的围棋定式。察必还为忽必烈缝纫了一件没有前襟，没有衣领，没有衣袖。后长前短，有两条绑带，有利于骑马射箭名曰“比甲”的衣服裤子。那时候的大家争相仿效，迅速大多数就逐渐兴起。

察必的小故事一直在民俗广为流传，在其中有一则关于她改革衣服帽子的趣事。蒙古帽原本是没有帽边的，忽必烈经常会感觉阳光刺眼。察必了解之后就在蒙古帽边沿再加上前檐。

⑼ 元世祖忽必烈一生征战杀戮无数，为何对察必皇后听之任之温柔以待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一生中，有两个女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第一个是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她不仅帮助忽必烈获得了邢州的封地，使忽必烈迈出了他踏上仕途的第一步，她任用儒士的政治观点也影响了她的儿子们。而另一位就是忽必烈的察必皇后。

察必皇后姓弘吉剌氏，《元史》中对她的评价是“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与有力焉”。像大多数存在于史籍中的女性一样，记载她的文字并不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零星的资料看到她的性格，和她在忽必烈身边所起的作用。

察必无愧是忽必烈的贤内助。在前边我们提到过，正是察必的通知促使忽必烈及时赶回了开平，为他与阿里不哥的争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忽必烈处理日常政务的时候，察必也提供了不少帮助。

一次，蒙古的朝臣上奏要将京城近郊的农田割地变成牧场，以便牧养宫中的马匹，忽必烈听后欣然应允了这个计划。而察必皇后听说后马上来见忽必烈。正好她看到了站在一旁的太保刘秉忠，马上生气地责备他说：“你是个聪明的汉人，皇帝对你的意见总是非常重视，如果你的意见正确，说了陛下就会听取，而你又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为什么不劝阻呢？”接着察必皇后进一步说：“我们刚到这里时并不主张农耕，割地牧马还讲得过去，现在天下已定，郊外的田地也各有其主，百姓安居乐业，这种情况下把良田变为牧场，可以吗？”忽必烈站在旁边听了察必的话，感到言之有理，于是取消了割地放牧的计划。

察必皇后有时也会做错一些事情，不过知错能改。有一天，察必皇后向太府监支取了一些丝绸布料。事后让忽必烈知道了，他对察必皇后说：“这些布料不是私家物品，都是供军用的，怎么可以擅自索取呢？”察必皇后听后知道自己做错了，从此，她带领宫女纺纱织布，还利用旧的弓弦织成衣服，衣服的韧度比当时的绫绮还好。后来察必皇后看到宣徽院有许多羊皮被扔掉不用，她又把这些废弃的羊皮搜集起来，缝制成地毯，在宫中倡导勤俭的风气。

察必皇后是一个虔诚的吐蕃佛教信徒。她的第一个儿子朵儿赤的名字就来自藏文。察必皇后是一个仁慈的皇后，不过有时候这种仁慈又让她的思维过于女性化。南宋投降的消息报知忽必烈后，忽必烈十分高兴，在上都大摆宴席，君臣无不喜笑颜开，只有皇后察必一人若有所思，闷闷不乐。世祖看到后便问察必皇后：“现在江南已经平定，从此不必再大动干戈，大家都高高兴兴举杯庆贺，为什么你一人面无喜色呢？”察必皇后跪在地上回答：“我听说从古到今不曾有过一个朝代能千年相传，但愿我们的子孙不会蒙受亡国的厄运。”忽必烈听后，为察必能够居安思危大为感慨。

后来，忽必烈把从宋朝国库缴获的各种珍宝搬到殿庭上，陪同察必皇后一起赏玩，察必皇后反显得漫不经心。世祖感到纳闷，等察必回到寝殿后，派人去问她看中了什么东西。察必皇后面色忧郁地说：“宋人珍藏这么多宝物打算留给赵家后代，可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却无法守住这些珍宝，现在都归我们所有，我怎么忍心从中挑一件物品呢？”忽必烈再次感慨地说：“讲得多好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是皇后有远见。”

但在对待被俘的宋朝皇室成员上，忽必烈与察必皇后却产生了分歧。察必皇后发现宋太后全氏在北方水土不服，仁慈的她就三次上奏忽必烈，请求将全氏遣归江南。忽必烈毫不客气地对她说：“你这个妇人太没有远见了，如让她南归，那些南方的宋朝人一定会利用她蛊惑人心，到时候就不只是她会死，她的家族也会被牵连，这可不是在爱怜她啊。你要是真关心她，就时常多去照顾她们一些，让她们安心地在这里生活。”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察必皇后只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的贤妻良母，离政治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啊！

⑽ 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发明了什么

据说下面9种东西是蒙古人发明的：

1、奶粉

根据意大利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的记述，蒙元时期的蒙古骑兵曾携带过一种奶粉食品，是蒙古大将慧元对它进行了巧妙的干燥处理，做成了便于携带的粉末状奶粉，作为军需物资。

长途行军时，奶粉便于携带。食用时取半镑左右放入随身携带的皮囊中，加入水挂在马背上通过马奔跑时产生的震动，使其溶解成粥状从而食用，在作战时在马背上能迅速补充体力，所以蒙古骑兵才那样强悍，使敌人闻风丧胆。

在长途行军和沙漠作战缺少粮草时，依靠这种方法能生存长达几个月之久。

2、冰淇淋

早在元代忽必烈时期，蒙古人发明了最初的冰激凌。马可波罗回国时，忽必烈把冰激凌制作工艺当作礼物传给了他，后来这种珍品的制作方法在西方逐渐普及开来，并成为了举世流行的夏季冷饮佳品。

3、酸奶，4、奶酪

游牧民族将鲜牛奶存放在牛皮背囊中，但往往几天后牛奶就发酵变酸。形成了酸奶。

后来发现，变酸的牛奶在凉爽湿润的气候下经过数日，会结成块状，味香而鲜，变成极好吃的奶酪，于是这种保存牛奶的方法得以流传。奶酪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主要食物之一。

5、帽檐

以前的帽子是没有帽檐的，忽必烈时期，因每年要到上都避暑狩猎，随行的察必皇后看到他狩猎时阳光刺眼，看不清猎物，便将原来的帽子加上了檐，使之能够遮蔽阳光。

6、刷羊肉

相传，当年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一日，人困马乏饥肠辘辘，猛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立即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时，发现有敌情。

厨师知道他正想吃羊肉，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迎敌，获得胜利。

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作料，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

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赐名。”忽必烈笑答：“我看就叫‘涮羊肉’吧！”

7、黄油

蒙古语称“希日陶苏”，其味道独特纯香，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是牧民招待宾客的佳品。黄油可以从奶皮子里提，可以从白油中提，也可以从鲜奶凝结出的油皮中提取。黄油营养极为丰富，是奶食品之冠，因为五、六十斤酸奶才可提取两斤左右的黄油，足见其珍贵。

为食用方便，牧民常把黄油装在器皿或牛羊胃囊内。黄油具有增添热力、延年益寿之功能。寒冬季节人畜受寒冻僵时，常用罐饮黄油茶、黄油酒来解救。

时至八月，人们把黄油装进羊小肚子将其保存起来，待食用时开启，由于不与空气接触，所以一尘不染，依然是新鲜滋润、绵甜可口。

8、靴子

靴子是游牧民族在劳动时的必备品，并且男人穿的很多，这又是因为，男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从事狩猎，放牧等活动，而靴子的作用除了保暖御寒，还有保护脚踝和腿部的作用，这是男人从事剧烈运动（如骑马）所要求的。

9、胭脂

胭脂原产于焉支山（今甘肃境内），蒙古贵族妇女常以“阏氏”(胭脂)妆饰脸面。

注：蒙古之前，中国北方就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多个游牧民族。上面所述9种东西，个人猜测，可能蒙古之前就有存在。只是蒙古更“享誉世界“，广而告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