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中的托派帽子是什么

❶ 林海雪原的作者 曲波

曲波走了，静静地走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晚期，尿毒症，肾衰竭数病并发。虽经着名医生的百般救治，终无回天之力，在那少有的阴雨连绵的京城的夏日，在刚刚做完透析的一天的中午，他怀着无限的期望和对病痛的无奈，悄悄地走了，只留下了他的不朽之作《林海雪原》《桥隆飙》《山呼海啸》《戎萼碑》，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无穷思念。

曲波是一位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威望极高的人，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少数几个始终坚持业余创作而对文学有着巨大贡献的人。他在业余文学领域树起一面旗帜，也是我们业余文学工作者的骄傲。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尽人皆知，而且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不少人都是读着曲波同志的《林海雪原》成长的。在当代中国的文坛，又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能有这样广泛的读者群，真是上至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下至不到十岁的小娃娃，说起《林海雪原》来，都是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这是对作家作品的最好的检验，是对作家作品的最高的评价。丁玲曾对曲波同志说过：“人民群众当中知道有个杨子荣，你的成绩很大呀！”曲波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讲：“我不是文学家，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我的工作是干工业的。”

的确，曲波没有几级或哪个层次级别的作家的辉煌头衔，曲波同志更不以作家自居。在战争年代，他扛枪打仗，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与土匪残余势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两次负重伤；在和平时期，他参加建设，进工厂、造机车，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在工作之余，他拿起了笔，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一切节假日，从事文学创作。他没有脱离人民，没有脱离生活，他创作出了如此辉煌的作品，他的价值不可能在某种仪式上去体现，那将是一笔丰富的宝贵财富，无论对我们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者都将受益无穷。

建国前：打仗，建国后：建设

凡是读过《林海雪原》的人，不仅被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形象所震撼，也被团参谋长少剑波的形象所倾倒，少剑波的形象里有曲波个人的经历，更有人民解放军中这一类青年指挥官的原型。《林海雪原》正是曲波以深深的敬意，献给亲爱的读者，并怀念他的亲爱的战友之作。

曲波曾讲过：“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想起那个难忘的1946年的冬天。”

“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我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是在工业战线度过的，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个半工作，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搞工业建设，半个是搞了业余文学写作。”

曲波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一个典型的胶东人。当全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年仅15岁，受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于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年少的曲波在八路军中出类拔萃，16岁便当上胶东军区13团的文化干事，17岁当上指导员。战争是艰苦的，也是残酷的。大小战争曲波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许多战友牺牲了，曲波也受了重伤，股动脉被打断，造成大出血，留下了终生残疾。不仅如此，党内斗争也相当残酷，1942年正当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之时，康生之流也横杀入山东我革命队伍，把我军队内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党的模范指导员打成“托派”，大搞逼供信，许多抗日战士没有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却死在了党内这伙人的刀下。曲波也曾被打成“托派”，被审查、隔离、看守过，甚至遭受过严刑拷打、逼问。在逆境中，曲波坚守信仰，毫不动摇，终于被放出了监狱，平了反，摘掉了“托派”帽子。

日寇投降后，1946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调动数百万军队，向胶东解放区军民展开疯狂的进攻，更在北满收罗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烟鬼，组成数十万土匪武装。为了对付鲨鱼性、麻雀式的匪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曲波和他的战友们便承担了对付这些顽匪的艰巨的任务。

曲波24岁时，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伤还没好利落，便拄着双拐来到大连海军学院工作了。新中国成立后，曲波一直想搞工业建设，26岁便来到了铁路系统，开始在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担任副厂长、在齐齐哈尔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党委书记。之后又到了一机部担任第一设计分局副局长，一机部德阳第二重机厂副厂长，一机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后又调到铁道工业总局当副局长。从指挥打仗转到指挥建设，正像曲波讲的：“搞工业，有一套创造工程学。我是管机车车辆的，按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能源，到底用什么样的机车，机车的拖载量多大，铁路要怎样改造？脑子全用在这些地方了。”

在这个岗位上，曲波一干就是34年，一直到离休。听一位与曲波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曲波经常深入基层，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叫他“小野马”。

他说：我只是个业余作者

比之某些专业作家，曲波也许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个业余作者”，但比起品德、修养、学识、胆量、智慧、勇气及其传世之作品，都让专业作家们惊叹不已和值得认真学习的了。

他常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所谓业余创作，就是利用主业之外的一点儿剩余的零星时间靠毅力进行创作；通过作品的创作，人物的塑造，能给人民群众一点政治上的力量，思想上的安慰，精神上的鼓励，我就知足了。”于是他把自己完全溶于生活中，溶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他时刻把艺术家的胸怀、创作情感与生活紧紧地溶于一起，他既要站得高，看得远，又时刻要求自己，并在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业余作者。

而《林海雪原》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也是长销书，五十年代印，六十年代印，八十、九十年代印，新世纪的第一年、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连续印了两版。在前几年的一个书市上，我看到一位老人转着书摊找《林海雪原》，他说买回去是给孙子、孙女看的。老人讲，《林海雪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都是真实的生活。听到这些，曲波非常高兴，但对于荣誉，作家的头衔，曲波却看到很淡。照样默默地做他的工业总局副局长的工作。几年后，曲波先后又悄悄完成了《山呼海啸》和《桥隆飙》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但由于“左”的思想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直至1977年和1979年才得以出版。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曲波同志不仅又写出了人民大众喜欢的文学作品，还顶着林彪、“四人帮”及“左”的思潮的巨大压力，写出了这两部长篇小说，今天看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曲波讲：“我乐意永远当一个业余作者，业余作者很光荣，业余作者照样能写出大作品。”他讲，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专业作家，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也不是专业作家，写《西游记》的吴承恩也不是专业作家，他们却都写出了传世之作。关键是对生活要有把握力、认知力和感受力。”

其实，曲波坚持业余创作，也正是坚持了文学不脱离生活，不脱离实践的真理，而他的作品也正是从生活中来，才如此生动，逼真。曲波讲，一次他站在高山之巅，鸟瞰整个大森林，起伏的像大海一样，“林海”出来了，东北的大雪像原野一样无边无垠，寒冷地铺盖着大地，“雪原”两字出来了。这样，书的名字也就出来了，可以把大自然与社会及当时人们的心态，都概括出来了。

他讲过：“八十、九十年代及至现在，我主要都在观察与思考。观察与思考是我修身的重要内容。”“作家首先是思想家，他首先要观察，他关注的是社会，是人生。他思考的是社会的进步，是国家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首先要读书，要学习”。他购买了大量的中外铁路建设方面的书及中外名人传记，一有时间，就细细阅读。其次，他广交朋友，了解社会情况，关注社会发展变化。

关于创作，曲波同志讲，要把问题想清楚后，才能动笔去写，才能写出反映时代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否则，他是不会轻易动笔的。曲波思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培养青年作家？他常到铁路上走一走，看一看，与业余作者们聊一聊，谈一谈，告诉他们：文学，要有生活，文学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要丰富；创作要情发心底，美在自然；创作要人人心中有，家家笔下无。他还讲，成功和失败都是我所需要的。一个科学家，研究了一辈子没有成果，那也是科学家。那么创作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对作家讲，成功和失败，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转换一样是常有的事，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讲，还是应该办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创作班，但培训班中是出不了大作家的，只有实践，只有在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才能涌现出真正的好作家。

据了解，曲波曾将自己文革前的稿费捐献给了中国作协，作为支持业余创作的活动经费。

病中的曲波

因为曲波同志身体不太好，全国第六次作代会他没有去参加。我原打算会议结束即到曲波同志家里，将第六次作代会的有关文件材料给曲波同志送过去，然后再好好采访一下曲波。去之前，《文艺报》的一位编辑还嘱我，要在看望曲波之时，一定要了解曲波同志的思想、精神、品质和风范，让他多留下一点几十年里的宝贵经验，这样，不仅对业余作者，更对专业作家有益。比如：大家都想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曲波不愿当专业作家？工作又很忙，却能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有人说，业余作者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专业作家的水平，为什么曲波同志能写出呢？也许因为《林海雪原》的关系，大家已比较了解战争中的曲波，而不太了解和平时期的曲波，不太了解曲波参加工业建设的情况，要了解曲波同志在和平时期是如何边工作边创作的？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八个样板戏走红之时，尤其是《智取威虎山》那样红，曲波同志又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看待《智取威虎山》的？为什么没有听到他的评价和他的声音？大家知道他很注意学习，关心政治，民主精神好，创造性强，大家更关心他现在观察与思考些什么？能给我们以什么启迪与借鉴等等。

带着这些有待回答的问题，我又去了医院。可我只坐了一会儿，就又悄悄离开了他的病床。我实在不忍心过多打扰这位病垂的老人了。曲波似乎已经用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正像曲波夫人刘波在贺曲波77岁生日时所写寄语：“观世间纷繁，察宇宙之奥秘，愈古稀之七载，悟沧桑之艰辛，遭魔道而不驯，知规律之世情，能坦荡而舒畅，益健康而寿长，视儿女安康，愿孙辈业成，随自然之妙，含笑以对太虚。”这大概能概括出曲波的人生观、世界观。

曲波千古

曲波走了，一颗辉煌的文学之星陨落了。当我在电话中听到曲波爱人、相识相知的战友、患难与共的妻子刘波那沉痛的声音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不好了，果然，刘波告诉我说：“小王，曲波已经于昨天中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哽咽了，我无法形容当时我的悲痛心情，虽然我知道曲波的病已相当严重，恐怕已是病入膏肓，但我还是希望曲波的病能够慢慢好转，因为读者需要曲波。他的去世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他还曾答应我，病好以后要好好和我谈创作，谈他的观察与思考呢。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含着热泪我来到了曲波的家，刘波接待了我，她告诉我曲波是中午12点多去世的，他早晨还吃了一个鸡蛋，还吃一点他最爱吃的胶东家乡菜，可到了中午就不行了。刘波告诉我，一年前，当曲波患病住院时，就留下了遗言，他告诉家人们，他一旦离开人世，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惊动老战友们，他们都已年过古稀，也不要开追悼会，免得麻烦大家，也不进八宝山，只是把骨灰沉到家乡的大海里就是了。

这就是曲波，一生光明磊落，襟怀若谷的曲波。

尽管刘波叮嘱一定按照曲波的遗嘱行事，但闻讯前来的曲波生前战友，单位同事，人民医院抢救、护理过他的医生、护士还是悄悄地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在临时布置的一个小灵堂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

灵堂正中是曲波儿子书写的“曲波千古”四个大字，中间是曲波的遗像，左右是一副挽联，上写：一世耕耘文史增辉此去千秋可瞑目；下写：平生刚正鞠躬尽瘁挥泪千古祭英灵。遗像下方是曲波的妻子刘波写的永别的话：

“安息吧，亲爱的曲波！你我少年投身革命相识相知60年，组成家庭，抚育了四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你青年时代转战南北，负重伤而肢残，始转业搞建设，你认真工作，努力学习；中年，你利用了所有业余时间和一切节假日，从事文学创作。在你的盛年，几经狂风恶浪，我们同舟共济，坚持真理，仍然执着，无怨无悔，一生坎坷，不计得失，任劳任怨，积劳成疾。老年，诸病缠身，但头脑中，思维一刻不停的构思，你要创作小说。除了阅读报刊书籍外，多是读史思考，你构思不成熟就绝不动笔。你虽没动笔，但跟我讲过你的思想。你的心血管病、糖尿病，一天比一天加重，虽经诸医师们的救治，多次心衰都挽救了。但病程太久，岁数太大，终于病魔夺去了你的生命。你构思的作品虽没有写出来，你怀着无限的遗憾走了，曲波，你的心思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我和儿女们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你的未竟事业，你的一生太累，该好好休息了。战友、难友、妻子刘波。”

曲波走了，静静地走了，悄悄地走了。在他弥留之际，他不仅留给了我他在30岁和60岁时的两张照片，还有一本他精心保留的《林海雪原》的最初版本，也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思念。

我想，他留给我们的文学上的遗产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让我们在内心真诚地说一声：曲波，谢谢你，您可以安息了！

❷ 张国焘祖籍何地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的金山镇山明村。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2)红军中的托派帽子是什么扩展阅读：

1.叛党离走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

这时候，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中国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1949年前，张国焘携全家前往台湾，但未能继续在军统任职，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

2.假传圣旨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

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国焘不是“假传圣旨”。

❸ 红军帽为什么是八个角,有什么寓意

简要地说吧：初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以继承辛亥革命的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产物，红军八角帽也有辛亥革命首先在南方十八省起义的承志意义，可以设想限于当时的情势红军的八角帽设计为五星八角帽也是最好的解释了。

❹ 左权一直活到授衔，会是什么军衔

这个是假设问题。这三人如果活到1955年授衔，叶挺可能是大将军衔；项英可能只是中将军衔，因为毛不认同；至于左权，不可能授衔，因为他牺牲时就带着托派帽子，49年后能不被整肃批斗就算奇迹了。

❺ 危拱之的人物生平

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危拱之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
1916年考入汝阳道立女子高等小学。危拱之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
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仓女中)。在校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着作，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她参加声援沪案女子救护队，登台演讲，并参加开封学生代表团到郑州宣传慰问。
1926年11月到武汉，经周以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节后，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黄埔军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队成员。同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爆发，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次日夜，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4师，拱之到师政治部当宣传员，和陈同生等人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
1929年2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组织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6月，危拱之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暑假，危拱之等中国学员被安排到海滨城市敖得萨等地度假。苏联有关方面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文艺骨干，派出一批着名演员，来到危拱之等中国学员的度假地，对他们进行文艺培训，排练歌剧、话剧、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编入普通班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月，因反对王明的小宗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当年夏初，在军区参谋长肖劲光的过问下，恢复党籍。
1931年上半年担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戏剧管理委员会委员，编导排演戏剧。
1931年冬，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危拱之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很快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这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危拱之集编剧、导演、舞蹈、歌咏于一身，经常率剧团赴前线慰问红军部队。她编了顺口溜：“毛委员，好主张，牵着鼻子打老蒋；运动战，反围剿，战果辉煌捷报传”，简单明了又生动形象，为官兵与群众所喜闻乐见。 后因抵制王明的“肃反”，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中央红军长征，她蒙冤受屈不动摇，跟随干部团参加长征，仍以模范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背着数十斤重的背包行军，途中休息还给大家唱歌。
1935年底，由朱瑞和谭政给危拱之恢复党籍。
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剧社，她任社长兼导演。“西安事变”爆发，危拱之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驰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负责党从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
1937年5月在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后调往河南任省委秘书长。
1938年2月，在《风雨》周刊上发表《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卫家乡》。同年底，又在《行都日报》上发表《保卫大河南的妇女运动》，号召妇女结成钢铁长城抵抗敌人侵略。3月，化名魏晨到开封，以扶轮小学为据点，组织救亡团体，成立孩子剧团，首次公演轰动开封。5月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宣传抗日，并做信阳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作。12月中旬组成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率队向四望山挺进，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1800多人突袭省委驻地竹沟，危拱之和省委书记刘子久等人在西寨门指挥战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坚持2天1夜突出重围。
1940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2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
1943年3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康生制造审干肃反扩大化，拱之受到冲击，党中央发现后纠正偏差，恢复她的自由。
1945年冬担任赤峰市委副书记，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市内生产、社会秩序迅速恢复。
1947年6月任市委书记。秋，日本侵略军败退时破坏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她身背药箱，去疫区处理死者，安排家属，给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
1949年初，她的肺结核已到三期，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❻ 鲁迅先生在文坛上最激烈的一次争论

创造社与太阳社 早在广州期间，创造社就已经和鲁迅联合，而这也正是鲁迅所十分愿意的。鲁迅和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共同签名于《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在《创造周刊》计划复刊时，鲁迅又署名于该刊特约撰稿人首位。然而，真是风云突变，就在鲁迅到上海不久，创造社并不复刊《创造周报》，却创办了《文化批判》，批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鲁迅。于是爆发了创造社、太阳社众多成员与单枪匹马的鲁迅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说“争论”还是体面的说法，实际上是一场大围攻，大批判。 这场大争论，参战的人不少，但没有总指挥。郭沫若远在日本，无从指挥。参战的成员是刚从日本归国的青年，学到一些马列词句，以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事，以一种急躁心情找革命对象；另一批是从革命前线退回到上海的老战士，对革命失败很不服气，也以一种急躁心情找革命对象。两种急躁的人合成一股狂躁的力量。 创、太两社批判、攻击鲁迅是些什么内容呢？一、对于鲁迅的“定性”，并无统一口径。冯乃超说鲁迅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是“人道主义者”，是“隐遁主义者”。成仿吾说鲁迅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李初黎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堂鲁迅”。郭沫若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二、否定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个说：“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那个说：“死去了的阿Q的时代”，鲁迅作品“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还有的说：“除了《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之外”，“我们的新文学”，“内容已陈旧”，“样式已没落”。三、对鲁迅人身攻击。“绍兴师爷”，“醉眼矇眬看人生”，“满口黄牙”，“狂吠”，“买一本《呐喊》，每天上厕所时撕一张”，等等。这场论争，看起来很热闹，真正认真的深入一点的理性分析却很少很少，所以鲁迅说没有一个能击中其要害。 这场闹剧的消极意义是：开创了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学术争论、文艺争论，不是说理而是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作风和学风。这种“论争”不能发展学术，不能发展理论，不能团结应团结的人而只能伤害人，其不少“大批判语言”还源远流长地流传下来，至今还有人颇为留恋，甚至拿来作为“敲门砖”。这场闹剧对鲁迅也有消极影响。从《两地书》等文字中，可以看到鲁迅曾拟回北平去，利用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去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正如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所说：“在鲁迅先生的发展的途中，也遇到过几次危机，很可能使他退隐于‘艺术之宫’或‘学术的殿堂’。” 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 左联成立后，鲁迅和历届左联党团书记如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等，都相处很好。但自1933年夏秋间周扬担任党团书记后，与鲁迅的磨擦就逐渐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与周扬关系密切的左联成员不断公开对鲁迅挑战和施放暗箭的情形。 例一，鲁迅用笔名“公汗”在1934年6月发表《倒提》一文。不料廖沫沙撰写杂文《论“花边文学”》，认为鲁迅的文章在为西洋人辩护，是“买办”；还认为这种“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鲁迅后来将1934年写的杂文编为一集，索性就名为《花边文学》，并在《序言》中指出：“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例二，鲁迅1934年8月给曹聚仁的一封信，被曹编入《社会日报》，同期还有一篇杨邨人的文章。田汉化名“绍伯”发表《调和》一文，称鲁迅已和杨邨人调和，并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鲁迅后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提到了此事，还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当时和田汉在一起的夏衍看到鲁迅此信，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记下了这件事。 例三，在田汉参与编辑的《中华日报·戏》周刊上，1934年8月创刊号起连载袁牧之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连载完第一幕后，编者想听听鲁迅的意见，照常规的做法，得去拜访鲁迅，或者函询鲁迅，但《戏》周刊编者却在该刊编后记中给鲁迅写几句话：“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鲁迅从报上见到《戏》的编后记后，赶紧写了封长信托人送去。但田汉等人嫌鲁迅答复太慢，在下一期的《戏》编后记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Q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请下期了。”这是催逼鲁迅答复。鲁迅见到后，赶紧又写一信寄去，其中说：“我的回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例四，鲁迅在1936年5月25日给时玳的信中说：“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但鲁迅几个月后就逝世了，这样的冷箭终于没有亮相。 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田汉等人对鲁迅怎么会到了如此不近人情的地步呢？很可能，他们当时是把鲁迅视作“同路人”，而让不让这个老头“同路”，得由他们决定。因而他们十分轻视、蔑视鲁迅，甚至一有机会就奚落他，戏弄他。且看与周扬直接有关的几件事： 1、解散左联的问题。鲁迅起初认为这要看一看再说，后同意解散，但要发表一个宣言，说明解散的原因，不是自行溃散。萧三来信中说：“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这与鲁迅主张也是一致的。周扬们起初同意发一个宣言。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 2、成立新团体问题。在解散左联问题上如此不尊重鲁迅，鲁迅理所当然不参加新团体。鲁迅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都从此结束了。”周扬又指使何家槐写信要鲁迅加入作家协会并在宣言上签名，鲁迅复信说：“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解散左联和成立新团体，是左翼文坛头号大事，周扬、夏衍未与鲁迅面谈一次，也不亲自写信，表现了对鲁迅的藐视。 3、两个口号的问题。据夏衍等人回忆：他们是在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才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的。在提出口号之前，他们曾将那些文件的抄件给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人阅读，这些作家表示赞成周扬他们的主张。周扬、夏衍是否同样将有关文件的抄件传给鲁迅看呢？是否同样与鲁迅交谈并征求意见呢？鲁迅即便不是左联盟主，总也是一位着名作家吧？ 4、对所谓托派问题。在“两个口号”的论争开始不久，周扬就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徐行的文章原发表在《礼拜六》《新东方》上，并未引起主流文坛的注意，何劳周扬亲自出马批判？接着就有了“鲁迅是托派观点”的流言。“以托派观点破坏统一战线”的大帽子就在鲁迅头上飘荡。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特地托茅盾转给周扬一边的《文学界》，却不予刊载。 5、宗派问题。宗派主义活动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中，可说是贯彻始终。1936年9月间，冯雪峰以党中央特派员身份，筹划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希望签名者越多越好，以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周扬等人以种种借口抵制，结果只有鲁迅、巴金、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21人签名，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参加。 与创造社太阳社在发起论战时不同，周扬发动的这场长达两年的文坛风波中，身为文委书记的周扬本身就是统帅。他当时二十多岁，指挥这场运动自有一套程式：先是内部统一思想(学习文件半个月)，再是动员接近批判对象的周边人士(如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等)，三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周扬等人发起的新组织“文艺家协会”的人越来越多)，四是发表文章定调(“破坏统一战线”、“托派观点”)，五是将对方最大限度孤立，群起而攻之。事实上，要不是鲁迅及时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使广大文艺界人士了解其真实观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鲁迅在这样的困境中，并没有动摇他对中共的信念。他欣然接受方志敏的委托，自信一定能将方志敏的信件和文稿交给中共中央。他欣然接待了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年轻人，满怀信心地答应一定将他们的信件转交党中央。他还接受了不少现已无法查考清楚的来自各革命根据地的、来自红军将领的和单独革命者的委托，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组织关系。然而，长达两年多的这场文坛风波，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健康。他带着理想、信念，也带着同一营垒的战友的伤害，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对于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仅以周扬和冯雪峰两人的恩恩怨怨，或“意气之争”，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是历史事件，应像对待所有历史事件那样，进行研究、探讨、总结，才能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❼ 五四时期的“托派”具体是什么

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等问题的大辩论。属于托洛茨基一派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从1927年底开始，中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陆续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1928年12月，托派分子区芳、梁干乔、宋逢春、陆一渊等在上海召开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1929年4月，创办《我们的话》，传播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要求中央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陈独秀等拒绝中共中央的多次警告，坚持错误立场，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于同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陈独秀又纠集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攻击党的政治路线。1930年3月，他们创办《无产者》作为机关报。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两个托派小组织：王文元、王凡西等组织的“十月社”和赵济、刘胤等组织的“战斗社”。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和托派临时国际的催促下，上述4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联合举行大会，建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为常委，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1935年1月，中国托派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首领后，虽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仍有所批评，但主要地是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活动。由于托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的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❽ 左权不死该给什么军衔

大将的可能性比较大，元帅的可能性偏小

楼上的兄弟，八路军的参谋长是叶剑英，左权是副参谋长

看一下资历就清楚了，红军时期，左权当过一军团的参谋长，论级别在十大元帅里面偏低（也就是和后期陈毅地位差不多，但陈毅资格更老，参加过南昌起义。聂荣臻同期是红一军团政委，地位比他高）

抗战时期，和彭德怀在一起，在太行山协调作战。但不属于方面大员，虽然短时间出任了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主要还是先帮黄克诚撑场子的，后来由黄接任）、

而日后的10大元帅中，除了林彪在苏联养伤、朱德、彭德怀统帅八路军，叶剑英在南方搞统战之外，其他几个人都是一方大员

当时八路军有4大根据地，一方大员分别是：晋察冀（聂帅）、晋冀鲁豫（刘伯承、徐向前）、山东（罗荣桓、徐向前）、晋绥（贺龙）

其中徐向前由于不受太祖信任，在山东干了一段后被调回延安。其他各级主官都是独当一面的，日后当上元帅的主。说明这段经历对日后能否独立主持一个战略区非常重要，没有这段经历，在解放战争时就很难成为一方诸侯，日后评上元帅

所以说，左权无法评元帅，充其量是个大将
而且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了，直到他牺牲，托派的帽子还带着，这也是很不利的

❾ 左权的托派帽子谁不同意摘了

如果我比你大点，会介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