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怎么打领带视频

Ⅰ 请问斯沃琪手表有哪些功能是瑞士生产的吗

Swatch的出发点始于消费者需求，而不是生产过程。它打破了人一生只会买一块手表的习惯，把手表的功能从计时的理性诉求转换到感性诉求，开始将手表当做一种流行、时髦的配件，完全颠覆了产品的定位。
今年母亲节，Swatch新款夏季运动系列表面市。该系列表采用高科技和传统材料，创造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塑料材质变幻出多种不同形状和色彩，并结合了硅、合成橡胶、不锈钢、无光泽铝制品、合成皮革、树脂以及宝石，所有这一切都在充满运动和乐趣的季节中与智能和想象完美结合在一起。

应对灾难

瑞士的钟表业具有古老的传统，它在世界市场独领风骚几十年，满足了一系列的消费者需求———从精确度到款式、从豪华到品位，手表的价位从100美元到50万美元不等。但在半个世纪里，瑞士制表业的产品设计没有什么变化，它的目标仍然是那些保守的、富裕的消费者，因为他们肯为一件产品出高价，而这件产品最为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上面印着“瑞士制造”。
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里，一场暴风雨席卷了瑞士制表业。价值100亿美元的手表市场从传统模式的瑞士企业大量转向了以天美时、西铁城、精工和卡西欧为代表的新企业。通常的解释是，这场灾难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手表的发展。然而尼古拉斯·G·哈耶克———制造斯沃琪手表的企业家，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原因不在技术，而在于瑞士管理者的头脑。
哈耶克寻找的线索不是在数字技术或低成本制造体系上，而在于风格和样式上。他一开始对生产便宜的手表并不担心，相反，他追问消费者对手表有什么期望：好玩、好看、神气……还是这些都有？
哈耶克坚信，如果他卖的是乐趣和花样，消费者就会需要5块甚至一打手表，而不仅仅是一只行走缓慢的爬行物。因此，要设计一种独特的产品，它向消费者传递独特的信息：“高质量、低成本、刺激，具有生活情趣。”他开始给手表注入情感，使它不仅成为一种高质量的产品，而且是一种有滋味的、招人喜欢的装饰品，像耳环或领带一样。这样就给戴表者一种反传统的独特形象，甚至表达一种其他方式难以表现的幽默。

挑战低价

哈耶克的主张从1983—1985年开始实施。1985年，哈耶克和一些投资者收购了两家钟表企业ASUAG和SSIH全部资产的51%，合计1.5亿瑞士法郎。在取得控制权后，哈耶克的主要行动是跨过“经济型手表”的门槛，进入“附件”、“风格”和“时尚”的领域。
在哈耶克上任时，高档消费市场正在萎缩。瑞士手表业虽然占有这个市场的90%份额，但却失去了正在增长的中档市场。至于低档市场，低于100瑞士法郎的瑞士手表根本没有人生产。哈耶克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发出一个近乎荒唐的挑战：“找到一个方法，让我们在瑞士以30美元的价格出售手表。”
哈耶克的挑战激励了他的团队，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突破。例如，他们把手表的零部件从155个减少到51个。减少了转动的部分，也就降低了损坏的几率，并且公司在组装手表时所需的人手也少得多，而这些瑞士工人的工资都很高。由此，劳动力成本从30%降到10%。“我们使手表尽可能保持最高的质量。我们的表基本不坏，它比世界上的任何表都要好，返修率不到1%。而世界上最好的手表的返修率是不到3%。”看来哈耶克在赋予了Swatch时尚外表的同时，在质量控制上也下了一番工夫。
更重要的还是产品要得到顾客的认可。哈耶克在选择消费者上下了一个大胆的赌注。他研究了年龄为18—30岁购买耐克运动鞋、贝纳通运动衫、盖普服装和布鲁斯音乐唱片的消费者。他认为，要在这个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能够感知消费者口味的变化，这比掌握新的生产技术重要得多。
一切都很顺利，那时哈耶克的新产品所缺的只是一个名字了。哈耶克曾回忆：“当时我们正与一家美国广告公司合作。他们想到了世界上最刺激的名字，但没一个令人满意。吃午饭时，有位女士在黑板上写下了Swisswatch和secondwatch，然后她写下Swatch。我们的英语不太好，这倒帮了我们。我们当时并不知道swatch在英语里是指干净的毛巾，要是知道的话，我们是不会让公司用这个名字开张的！幸运的是，它在任何欧洲语言中听起来都很好听———包括英语，甚至在汉语中也不错。”

时尚元素

斯沃琪运气不错，它不仅创意好，而且开始流行。消费者喜欢这种表，他们希望在颜色、风格和款式上能有更多的选择。
斯沃琪的品牌获得了成功，哈耶克建立起了与消费者的关系，得到了消费者的信赖。不久，斯沃琪开始在多样化上受益。聪明的促销和限量生产，使斯沃琪获得了另一种特性：去年的斯沃琪表不能替代今年的斯沃琪表。不断的设计创新使消费者的兴趣达到了顶峰。
斯沃琪的爱好者不是完全一样的。哈耶克巧妙地刺激着热情的消费者，使他们对迅速传播的东西感兴趣。公司建立了斯沃琪会员俱乐部，向会员出售特制手表，提供斯沃琪产品的完整目录，邀请他们参加俱乐部活动。俱乐部会员还会收到漂亮的斯沃琪手表杂志，这是一份按季度出版的全彩色杂志，上面刊登关于斯沃琪手表的全面信息。
时尚就是时尚，斯沃琪抓住了消费者，然后它不断更新时尚手表的概念，从不停步。
1983年开始实施的企业设计，使斯沃琪的价值有了巨大增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SMH(Swatch品牌的母公司)的销售额达到20亿美元，利润为2.8亿美元，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了38亿美元。

Ⅱ 赛尔号哈耶克吃大地灵狐的沙暴疾风刺的害怕效果吗

不吃。

哈耶克免疫所有异常状态，包括大地灵狐的大招及其他一切精灵技能的附加状态，连勇气号的旋风破都无效，如果楼主想走这条路线去击败哈耶克，只好劝你放弃，无效的。

哈耶克的打法：

1、瞬杀，（绝命无效的），只有瞬杀特性才可以

2、盖亚强攻法（爱拍上有视频），但此方法需要极大的RP。

3、斯蒂亚加大地灵狐的弱化控场打法（适合RMB玩家，不知楼主是不是）

其实哈耶克的使用性几乎为零，标准的三无产品。所以打不打意义不大，主要都是为了那20成就，楼主可以自己选择。

Ⅲ 五年级第八单元作文《记一次——的活动》520字

记一次万圣节活动
记得一次在哈博瑞森里办了一个万圣节活动，在晚上七点左右举行，里面有许多演员，小孩子也有呢！
我和涛涛加入了这次的万圣节活动，绿组，带领我们的是一个演狐狸精的大姐，这次开始的活动是找朋友，男男女女都有，还要按规定的数字相互抱在一起！唉，这怎么行啊！一刚开始，屋里一片漆黑，里面什么都看不见，一位老师突然说：“TOW！”听了，我急忙找到涛涛抱在了一起，还有几个人没找到，只好站一边。“TEN！”老师又说，然后我们男生一个连一个抱在了一起，第二次，我们又赢了，“我们不要分开！”涛涛对我说。“嗯！”我回答了。“SIX！”说完，我们又抱在一起了，我被挤了出来，而涛涛被一帮女生给拉了过去。唉，真是兄弟遇难各自飞呀！
第三次我输了，涛涛赢了，可不知是他有义气还是什么的，对老师说：“老师，我让MIKE上！“我听了，便在一边悄悄地对自己说：“让我上？为什么？”我一口否决了。看来涛涛还把我当成好哥们儿！现在是有难同当了！
到了下一个环节——飞镖！我与涛涛站在了一起，对女生。顺序是女生先男生后。一飞，没中，第二飞，竟中了个80！让我们男生“哇！”地喊了一声，到了男生，是我飞，一飞，中了50，第二飞，中了10！男生落后了一分，计时时间是3分钟，已经过了2分钟，让我们男生屏住呼吸数女生的分数：“100！200！250！300！360！380！390！490！哇！女生490！”我们男生才360，有可能胜吗？还剩下30秒！我心想：上次输了，这次可不能输！想完，一飞，80，再一飞，50。平局！竟然是平局！我心想。“这一局平局了！”我叹了一口气……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鬼屋！这次可要把女生吓个半死啦！个个男生偷笑一声。我们早已埋下了恐怖吓人的地方，让女生一步步地走过，看着灯光一闪一闪的，几个女生吓得直发抖。“啊！”一个女生被我们同时吓了一大跳，几乎把她吓得倒下来了，不过声音还真大，叫得连外面的老师都听见了！
这时我们同时躺在地上哈哈大笑，笑得我们肚子都爆了。这次还不给我们男生赢回来！

记一次邪教活动
昨天，我又去参加了一次剑桥的邪教活动：吃一种叫做“Formal Hall”的东西。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以前是BBC董事会董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画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不行，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他们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

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薯仔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 （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n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确实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

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自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1. 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2. 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3.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记一次捐款活动
给灾区人民捐款，对很多人来说，是严肃认真的事情。

但灾后两天，台湾“行政院”旋即代表台湾当局承诺向四川灾区捐款20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5亿，这基本上是震灾以来最大单笔捐款了。数额之大，列为全球第一，不仅把大陆政府吓了一跳，也把捐款人自己吓了一跳。

捐款人是谁？所谓政府当局的捐款，其实还是替全体民意代为捐款，所以捐款人的主体还是台湾老百姓，政府这么一出头，有没有责任先和老百姓打个招呼？有没有说明款项的组成与去向？事情来得太突然，一时间，老百姓除了懵懂，还真有吓一跳的感觉。

老百姓被吓到是一件大事情，虽然已经率领众阁员总辞，但面对民众质疑，台湾前“行政院长”张俊雄不得不二度召开记者会，详细向说明了赈灾的“具体细项”。

根据规划，20亿的赈灾，第一阶段为8亿元，其中包括“政府”动用第二预备金7亿元的现金捐款，及价值1亿元，由“农委会”负责的约2000吨米粮的物资。至于第二阶段12亿元的部分，除了“人事行政局”会协调所有公务员捐出一日所得，总计约2亿元外，其他部分则希望民间能踊跃捐款补足。

捐款人总算明白了自己是怎么捐的这笔善款，但“政府”动用第二预备金，还是立刻有立委质疑。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认为此事并不合适。她说：“我觉得要三思而行，这个七亿是台湾紧急灾害要动用的钱，是台湾的保命钱。如果我们动用出去了，那台湾怎么办？就看守内阁的体制而言，它不适合做出这样的决议。”不过，国民党立委张显耀则表示支持。他说：“七亿在第二预备金里面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面对这么重大的灾情，我觉得提出七亿非常合适。”

对于将请人事行政局率先发动公务员“一日捐”（即捐出一日所得）的活动，预估可募集到新台币2亿元。则因为公开目标在前，劝募在后，有挟道德以请君就范之意义，而被民众痛批为“不乐之捐”。

很多质疑事件的“捐款人”认为，并不是心痛这个数字，更不是借这个机会表示对大陆的不友善，最主要的，是这笔善款好象加入了太多的政治考量。本来是善款善事，到头却变成有人吃饱了还要打包。政府有慷百姓之慨的嫌疑了。

当然，质疑归质疑，既然已经被代表了，“捐款人”虽然有所吃惊，最终于也不再说什么，人道包机与货运包机，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早前已经实施，“一日捐”则估计要520后方可大体成形，这一场风波其实丝毫没有影响台湾民间的捐助。

到昨日，台湾企业界共为灾区自发捐助善款22亿，远超规模数量都比之强大得多的大陆企业界，继续列为全球第一。

记一次少先队活动
今天老师带我们到市体育馆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一大早我就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随着老师到了体育馆。
市内各个小学的同学都来了，人很多，到处是“嘈嘈”的声音，当主席台上响起嘹亮的国歌和“咚咚”的鼓乐声时，全场才安静下来。市各级领导为本次活动致词，并做了重要讲话，且期望我们广大少先队员“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愿“星星火炬，代代相传，十星闪烁祝成长”。
紧接着在我们嘹亮的国歌声中进行了文艺演出。看！台上正在出旗呢！在主持人的号召下，台下的全体队员“唰啦”一下全都站了起来，紧跟着奏乐大声唱起了国歌，“我们万众一心……”听！声音是那么响亮，台上的出旗手迈着“吧吧”的正步走入了后台。“咚、咚咚”鼓号队出来了，他们身着白衣，排着整齐的方阵队，在披着红袍指挥员的指挥下，神气而又精神抖擞地打着鼓、吹着萨克斯,他们是那样的训练有数，不停地变换着队形，一会儿是三角形、一会儿是正方形、一会儿又变成不规则的图形…… 引得我们在台下观看的同学不时发出感叹“哇……”“哇……”。
接下来又表演了希望片《动感少年》，那壮观而又活泼的场面，充分表现了我们青少年富有活力的精神面貌；《小芽天天长》把学生比作小芽，把学生们渴望得到知识比作小芽渴望钻出地面，充分表现了我们少年儿童勤奋、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随后的武术表演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也许是我们小朋友都爱动爱玩吧，尤其是那些男同学，竟兴奋地跟着台上的表演者把红领巾当着棒子舞得“呼呼”直响；看着台上“噌”“噌”地翻着跟头，急得在座位上蹦；“噔—噔—”这是什么？啊，原来是醉拳！你看那身穿红色衣服的小孩，真得像喝醉了似的，踉踉跄跄，东倒西歪，似乎醉得站都站不稳。看得我直为他担心，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台下的观众们个个都摇头晃脑，“醉”倒全场……
演出节目不断进行着，大家的心情都显得无比激动，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哗哗”的热烈掌声，并挥舞着手中的道具为台上的表演者加油，忘形得“噢噢”直叫，欢呼雀跃……活动在“砰砰”的礼花声中结束了。“前进！前进！……”的国歌声久久在我的耳边回荡……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的光荣和自豪，同时也使我明白了：我们要继续继承和发扬少先队的光荣传统，做到知荣辨耻，明辨是非。

记一次拓展活动
九月二十三日，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北大青鸟上海科技中心47T班全体学员开始了他们为期一天的拓展活动。学员们身着便装，搭乘两辆大巴从雁荡路84号科学会堂出发了。

大家一路欢歌笑语，还没来得及熟络的学员们也相互认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一站—凤凰岭。在凤凰岭的山脚下，我们集合成队，兵分两路开始爬山。成天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被放飞一样，我们发现远离城市的喧熙，呼吸郊外自由的，大自然的味道真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美的事。尤其，我们不是孤独的，是有着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陪伴，再混合周围青草，秋露，还有阳光的味道，真像是在品味一道自然甜点，那种滋味沁人心脾，丝丝顺滑。

爬山大约费了我们近两个小时，在山上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有“专业”水平的，也有“非专业”水平的。呵呵，到时候看看照片，效果就知道了。不过，现在看着这些照片，大家的笑容都特别灿烂，特别阳光，这不仅仅是纪念我们47T班的第一次集体出游，更是我们全体学员对ACCP的诉说和承诺：我们感谢ACCP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从迷茫的人生中走出来，聚在一起;让我们从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变成相识、相知的好兄弟，好姐妹。当然，贪心的我们也希望未来的一年中在ACCP品尝IT大餐的时候，也经常出来走走，让我们像今天一样与自然融为一体，大家强身健体的同时，学员们，师生间的交流也能变得更融洽，更轻松。

不知道是因为爬山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为下午做好充足的能量准备，大家中午胃口都特别的好，饭桌上的菜一盘盘地被我们消灭了，不过没人喝酒，下午的活动很重要，要有充沛的体力和一颗清醒的头脑。呵呵，也没有那么夸张了，下午我们安排的节目是枪支射击活动。

射击活动前，我们先去参观了坦克博物馆，大家在博物馆解说员的带领下回顾了一下我军坦克引进，军事使用，自我研发、制造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这里，不知道是下午的原因还是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勾起了我又一次对军人的崇拜之情，看着陈列馆里留下的当年那些军人们写的工作笔记，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单纯，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与执着。相比我们现在，就业压力和生活的快节奏让大家有时候很容易就迷失了自我，但是只要我们不断的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生活就会变得有轻松有序；只要我们做好了为目标奋斗的心理准备，付出就会有被肯定的一天。我们今天选择ACCP来学习，其实就是一种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我们愿意在今后一年时间来聆听专业老师的教诲，不断的学习与进步，让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从容。

最后一站就是射击现场了，看看照片吧，大家的射击成绩都挺不错的。我很胆小，很害怕，本想把射击牌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射击狂人。不过在学员们的鼓励下，我还是尝试了一下，成绩也还是很好的。虽然射击完后的几十分钟内我都是惊魂未定，可是心里还是窃喜了好一阵子的。呵呵，谢谢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好兄弟，好姐妹们。

一天的活动好快就结束了，大家心情都很high, 难分难舍......

记一次“采摘”活动
在北京学习中，我参加了曙光幼儿园汪京莉老师组织的一次 “采摘红薯”活动，对于如何贯彻《纲要》的要求我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汪老师首先组织了讨论活动，让幼儿猜想“红薯都长在什么地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说起来：红薯长在水里，红薯长在树上，红薯的颜色是红色的，等等。汪老师将“问题”巧妙地抛给幼儿，在幼儿积极参与下，又将“问题”巧妙地接到手中，告诉孩子：“秋天到了，我们一起去大兴找一找红薯，看看红薯长在哪里”。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当《采果子》的音乐一响起来，孩子们又跟着汪老师一起模仿各种采摘动作。

第二次活动时，汪老师又和孩子们讨论“采摘时要准备什么东西”。孩子们根据以往的秋游经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我要穿软鞋、要拿小刀子、要拿小铲子，还要带上好吃的……

同时，汪老师还同旅游公司联系，请导游帮助负责孩子们的安全和一些知识的讲解。汪老师积极准备着，把所需的照相机、药品都装好，同配班老师作了详细的分工。

秋游的前一天，汪老师又邀请家长开了一个“小沙龙”，讲明活动的要求及家长配合的要点，把教育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教育行为。

第二天，家长同孩子一起坐上旅行车出发了。一路上家长们给孩子们讲解秋天的色彩，孩子们都认真地看着，听着，说着。

当到达目的之后，孩子们一个个欢呼雀跃起来，拿起自己的东西快速同父母下车。终于，一大片绿油油的红薯藤和红薯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孩子们大声喊起来：我看见红薯了！老师的哨声一响，他们拿起小刀、小铲，用力挖起沙土：“我挖了一个大红薯。” “妈妈，红薯像一个龙。”“爸爸，我们一起使劲拔一拔。”……一个个“胜利果实”被孩子们挖出来，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喜悦之情！

最后，在老师的引导下，家长同孩子一起梳理旧的经验，提升新的经验：红薯长在沙土里，它的内瓤颜色是黄色或白色。

在这次活动中，处处可以感受到教师对儿童的尊重和对教育契机的把握。当孩子说“红薯长在树上”时，汪老师并没有呵斥或者嘲笑孩子，而是让孩子自己去验证，保护了孩子的积极性。

挖红薯时，汪老师很有心，善于扑捉每一个教育契机，适时让孩子轻松学习，增长知识。如：走小路，就教孩子“弯弯曲曲”这一形容词；挖红薯时同孩子的爷爷一起讨论“红薯藤下怎样发现大红薯”；挖出了红薯组织孩子说说“红薯像什么”，等等，增加了此次活动的“含金量”。

这次秋游活动在快乐中体现了教育的价值，不是单纯的为快乐而快乐。如果这次活动能和其他教育活动衔接起来，就更好!我发现孩子对田地里的“拖拉机”比较感兴趣，在回来之后，教师如果能将“拖拉机”延伸到正规教学活动中，那么孩子的知识会更丰富，印象也会更深刻。

记一次登山活动
这是一个夏日炎炎的星期六，我随着爸爸到白云山登山。这次的登山是爸爸公司组织的一次活动，爸爸公司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员工们加强身体锻炼又能放松工作压力。

说起白云山，它素为南粤名山，自古有“羊城第一秀”之称，它位于广州市北郊，总面积是20.98平方公里，主峰“摩星岭”海拔382米，登在高处可俯瞰全广州市，遥望珠江，每当雨后或暮春时节，山间白云缭绕，蔚为奇观，故以得名。白云山很早就知名于世。战国时已有名士出入，晋朝时已风景宜人，唐朝便以胜地着称。宋代以来的“羊城八景”，白云山就占多处。市民一向喜欢到此登山游览，尤其在节假日，更以登白云山为乐事，每逢此时，扶老携幼，人流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便构成羊城一幅独特的风情画面。

登山能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在郊野吸收大自然新鲜空气，使身生获得调节。现在是信息年代，科技昌明,很多事情都不用出门就能办成，人们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坐班在公司，很少运动，这样一来很容易弄出病来。自“非典”病毒肆虐以来，加强健身运动，提高个人体质，从而保证工作、学习质量，更是显得尤其重要。

台风“伊布都”过后两天的广州，狂风暴雨使气温稍稍地下降了一点，但依然闷热，天空上还不时地出现一遍遍乌云。一大早，我准备好雨伞和饮水，放进背包，坐上爸开的车，我们出发了。车停在了山下，爸说由于担心下雨,这次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平坦、好走、却比较远的路来上山，但为了达到锻炼的目的我们决定要一口气登上目的地。进了山门我们一路往上走，还走不到10分钟，我已经汗流浃背了。夏日的阳光好像硬要拔开婆娑的绿树，透射在我的脸上，热辣辣的。我们边走边欣赏着两边的景色，路上人们熙来攘往，大概是因为周六假日的关系，看来大家都有着加强健身的意识了。白云山上有许多着名的自然风景区，我们沿着山路一直往上爬，山路两旁都种满了高大翠绿的大树，隔一段路就有一个休息点，设满了石凳，到处是绿树成荫，往下看山间的泉水哗啦哗啦地往外流，真是感觉舒服极了，哦，原来这里叫“蒲谷”。那漫山遍野都开满了不知名的花，周围的昆虫在忙着采花蜜，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时我们走到了一遍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就像一块巨大的绿地毯，到处都是嫩绿的小草，山里一阵清风吹来，小草和小野菊摆动着身体，好像在向我们呼唤，风把烈日下的热浪带走，留下一片清新，真是使人心旷神怡。28分钟，我们走到了“能仁寺”的景区，爸爸告诉我离“山顶公园”目的地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前面是一个很陡的坡，他关心地问：“累了吗？需要休息一会儿吗？”，我在想：“我们要一鼓作气地到达目的地，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不能气馁。”我从背包拿出了饮水喝了两口递给了爸，回复说：“我们还是继续吧！”爸看了看我，似在说“好样的！”看着绿草青山，看着不断远离我们的城市，我们继续前进，从大道转入石阶山道，又走到了一处称“虎丘” 的景区，天气实在太热了，爸爸问我要不要吃个雪糕凉快一下，我连忙说好，我们一边吃着甜丝丝的雪糕，一边往山上迈进，登山郊游确是乐趣无穷。在路上，我们不断地超越了爸爸的同事，这时爸爸的手机响了起来，哦，是爸的一个同事在远处发了来一个有趣的短信：“你戴着墨镜，吃着雪糕，你儿子跟在你后面”，我们看后都不禁地笑了起来。走着走着，我觉得双腿沉重了起来，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爸也说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样子，我看了看爸依然在前坚定的走着，我心里也给自己不断的鼓劲“坚持，坚持就是胜利！”。40分，我们到达了“山顶公园”目的地，看着汗水从我们额角不断地流下来，但掩盖不住胜利喜悦留在我们脸上的笑容，我们站在山顶，俯瞰山下高楼林立的广州市，高声喊着“HI！你－好－吗？”，这声音随着公园播放出悠扬的音乐声，在山野间回荡着，构成了一副如诗如画的美景，白云山美景使我陶醉，使人流连忘返。

Ⅳ 钱币经济

纸币是经济的纸枷锁 ，纸币是经济的催熟剂。

纸币可以让你飞黄腾达，纸币可以让你家破人亡。

纸币一旦出轨，就极有可能让劳动致富成为艰难的事情，同时造就一个又一个“非劳动致富”的神话。一个人“非劳动致富”不可怕，一个国家“非劳动致富”骇人听闻，全球“非劳动致富”直接等同于人类自残。出轨的纸币缔造了一个出轨的世界。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世界经济的一次集体出轨。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和世界何去何从？有人主张资源为王，有人坚持金融独大，这都是资源金融的论调。资源金融只会加剧“非劳动致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穷、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富”。因为绝大多数人赖以为生的工作是各种各样的实业，而畸高的资源和资源金融只会压榨实业，同时毁灭性破坏生态环境。人类经济和地球生态处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或上天堂，或下地狱。

本书提出了化危为机的六大战略。本书是中信集团总部高级主管多年潜心之作,实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力着!

全面进入纸币时代

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危机？这场危机的历史定位如何？将会给世界带来哪些警示？目前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危机前，货币主义的霸道、金融创新的傲慢、不断增值的美国土地、人人羡慕的美元……，这些华丽的东西共同构成“美国梦”。美好的“美国梦”长期作为全球经济引擎，带给人们高额回报的预期，引领人们狂炒资源金融，构筑出一个诡异的虚拟经济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沿着追逐货币，追逐财富梦想的轨道，半推半就中，半梦半醒间，一群又一群，飞蛾扑火般涌向这个虚拟世界。

危机后，人们正确认识到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本末倒置造成了大危机”。但是，这种“二分法”只是正确提出了问题，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具体情况缺乏深入分析，对老百姓的投资也没有多少具体价值。其实，资源—能源泡沫是大危机的“元兇”，金融—美元是“帮凶”，实业—贸易是“受害者”。

资源—能源泡沫是如何吹大的呢？华尔街自然是主吹手，他们创造并过度炒作了资源金融。资源金融又是如何传给全体美国人的呢？通过消费金融，主要是消费信贷，具体主要是次级房贷。次级房贷被证券化后，卖给了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因此，这是一场巨大的群众性的消费金融危机，是一场过度举债消费造成的超级噩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总结出的经济危机元兇名单出人意料：美国消费者居然位列前雷曼兄弟总裁理乍得•富尔德、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之前，被CNN列为十大罪魁之首。CNN这样点评：如果身为一位消费者，你奉行及时行乐，对消费的贷款失去节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导致整个国家储蓄率过低，那么，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首要的元兇。

确实如CNN的调查。在阅读此次大危机时，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两个随意”：一是借贷成为随意的事情，银行不但不限制而且鼓励借贷，打的是发展“消费金融”的大旗；二是我们处在一个纸币时代，并且纸币的增量发行被央行变成了一个“较随意”的事情。随意发行纸币于是成了此次大危机的“兇器”，并与资源金融和消费金融结合成为此次大危机的“元兇”。美联储一直在犯这个“较随意”错误，现在还在犯这个错误。其他主要国家的央行也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在纸币时代，每个人都使用纸币，也就成为一切纸币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参与者，也就或被动或主动地成了增量纸币的参与者和接盘者，或者说，人人都是此次纸币危机的主动或被动的制造者。

一、“人人都是危机的制造者”

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众性的事件，此次也不例外。大危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金融运动。这是值得美国人也值得全球人反思的大思想。

“可敬”的弗里德曼种下了“原罪”

在此次大危机中，人们常常听到“货币主义”这个词，将其称为制造大危机的思想根源。这个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叫弗里德曼。过去，人们一般称弗里德曼为“货币主义大师”，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

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母亲经营一家裁缝店，父亲做小本生意，家庭生活困顿艰难，经常寅吃卯粮。15岁时，弗里德曼的父亲去世。此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临。内外交困的少年弗里德曼要为自己筹措生活费和学费。他做过百货公司售货员，做过餐厅服务生，餐厅服务生的报酬是一顿午餐，由此他发明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当代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还做过二手书生意，卖过袜子和领带，还开过一所为高中生补习功课的暑期学校。

生活的艰难从来没有使弗里德曼泄气，相反，他感激这段艰难的岁月。后来，弗里德曼进入芝加哥大学修读经济学。在芝加哥大学这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弗里德曼有幸接受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的教诲。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描述在这段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期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1946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曾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当时，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成功，整个西方世界都成了凯恩斯的信徒。但是，受古典自由哲学的影响，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怀疑。在弗里德曼看来，人的最高价值是自由，而自由与私有财产和市场是同一回事。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意味着非市场力量对市场的侵蚀，缩小了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降低了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程度，从而抑制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这可能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弗里德曼决定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精神，承担起狙击凯恩斯主义的重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写作出版了大量着作和论文，宣扬自由主义经济学，揭露和批判凯恩斯主义。1957年，出版《消费函数理论》，批判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否定政府公共支出对增加有效需求的作用。1962年，出版《资本主义与自由》，阐述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内在联系，阐述政府干预对个人自由的危害及市场在维护和实现个人自由方面的积极作用。1963年，与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通过对美国经济史料的详细分析，证明1929年的大危机不是源于市场作用，而是政府不适当干预的结果。弗里德曼还长期在美国《商业周刊》发表文章，宣扬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还主持了一套叫《自由选择》的公共教育电视宣传片，推广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此次大危机前，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学的主流，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在与强大的凯恩斯主义的战斗中，弗里德曼几乎孤身一人，视为离经叛道、荒诞可笑、不自量力，一些名校图书馆甚至连弗里德曼的着作都不摆放在书架上。然而，弗里德曼成功了，逐渐赢得了学术声誉，他的新自由主义也成为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时代的“国家经济学”。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到此次大危机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属于弗里德曼。至少此次危机前，这是一个可敬的弗里德曼。

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后，弗里德曼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认为，哈耶克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而且他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也没有延伸到经济学分析中，所以只有弗里德曼的获奖才真正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弗里德曼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中的“教父”地位慢慢确立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放松政府管制，恢复市场信念的运动中，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思想，撒切尔夫人还尊敬称其为“学术界的自由战士”。弗里德曼的一生都在为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斗争，他的经济理论服务于宣扬自由市场制度。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逾30年，力倡新自由主义经济，培养出大批徒弟徒孙，打造出着名的“芝加哥学派”。在其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凯恩斯早在他的阵地失守之前30年就去世了，他留给了他的追随者30年的好时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干预主义的失败，是他们自掘坟墓的结果。在此次危机爆发前夜的2006年11月，弗里德曼以90岁高龄辞世。大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弗里德曼带着无尚的光环而去，但几乎没有留给他的追随者一点点好时光。他富有挑战精神和创新精神，他能言善辩，还用心提携后人，并且拥有令人羡慕的爱情，这确实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但是，他也失败了。

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作为一位杰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被认为是斯密在20世纪的衣钵传人。相信市场的自发作用，主张限制和约束政府的职能，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这确实是斯密的基本主张。弗里德曼确实是举着斯密大旗反对凯恩斯的。在他看来，市场本来具有自我恢复的功能。凯恩斯主义过于信赖政府调节和控制市场的能力，频繁使用扩张性和收缩性性政策调控经济，其结果，使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相结合，当这两种病症结合在一起时，凯恩斯主义就失灵了，他们既不能解决此问题，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释。“滞胀”本身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破坏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能建立在恢复市场信念，建立市场秩序之上。

弗里德曼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坚持，一个反对。

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及自由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着调度资源最主要的信号功能，因此他一贯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去世前，这位大师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对罗斯福新政的质疑：“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而，弗里德曼最大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是他最大的学术错误。他在挑战凯恩斯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货币的权威和价格的自由，让政府干越经济的行为再次“缩手缩脚”。这是在斯密时代就已经明确的市场经济的基石，弗里德曼把它重新砌在了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中。要命的是，斯密时代的货币是金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弗里德曼时代的货币是纸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如果说，金币是水，纸币却像水蒸汽，前者的自由运动基本与经济活动同步，后者却会高高地在经济上空盘旋，很大的一部分只是一种货币和金融游戏，不参与经济生产和创造活动，不带来真正的财富。而且，弗里德曼主张纸币交易无边界，甚至主张卖淫、毒品交易的合法化。

总地来看，纸币越自由，金融游戏也就越自由。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因此成为华尔街金融炒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他也说过纯粹的货币交易未必增加实质财富，但这明显不是他的主音调。现在，在检讨大危机中，人们把矛头指向弗里德曼，他不应该感到委屈。我尊重弗里德曼的人品，却坚决反对他的思想，因为他因不懂纸币和金币的区别，而在纸币时代播种下了货币自由主义的病毒，而且是对斯密时代的变异病毒，这是最超级的病毒。

货币大师原来也不懂金币纸币的区别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大师，但实际上，他只是“金币”的货币主义大师，对金币和纸币的区别没有刻骨铭心的认识。

货币是种连小孩都喜欢的东西，但恐怕不少老人也未必知道货币到底是什么。这决不是嘲笑大众的智慧，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马克思语）。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只有价值相等的商品才能互相交换，能互相交换的商品互为等价物，能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的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这套只有5句话的“价值—货币”理论是研究所有经济危机的唯一出发点。

交换价值是一种数字化存在，这种数字化存在的具体符号就是货币。货币产生于价值交换。随着一个价值与另一个价值交换的反复进行，交换的等价性要求某一个等价物作为下一次交换的媒介，以使交换更方便地进行下去。这个等价物就是货币。

一般地讲，货币的发展史可以简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特殊等价物阶段。这一阶段中，以天然或者初步加工的实物充当等价物，例如羊、布、贝等都先后作为货币出现。这个阶段至少也有30000年。

第二个阶段是一般等价物阶段。这一阶段中，以冶炼和加工过的金属实物充当等价物，先是铜，次是铁，最后黄金以其天然的优越性成为最适合的一般等价物。所谓一般等价物就是使用范围更广，信的人更多。金币阶段至少也有3000年。

第三个阶段是一切等价物阶段。这一阶段中，社会信用基本成熟起来，国家成为比较稳定的力量，成为社会信用的最后载体，国家发行的纸币成为最终的货币，不但能在实业中流通，还能在资源中流通，

因此叫一切等价物。

中国北宋的“交子”是最初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年，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因为那时的国家信用和国家权威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只有全球化时代最终确立了国家的版图和主权信用后，国家才能发行真正的主权纸币。第一张现代意义的纸币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接下来是英镑。现代意义的纸币阶段仅有300多年。

进入20世纪后，现代国家形成了，国家的稳定性、信用和权威有了质的改变和提高，主要国家都实行了纸币制度，开始大规模发行纸币，限制金币自由流通、兑换、出入国境。纸币的挑战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金本位制在世界全面崩溃，纸币取代黄金成为最好的交易用符号。

金币和纸币的最大区别是，金币本身具有价值，不可能随意发行，受价值规律约束，不可能会大幅贬值。纸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很可能随意发行，只受所谓国家信用担保，很可能会大幅贬值。这是全部问题的答案。

西方经济学围绕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在金币时代产生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在纸币时代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这是最简单的西方经济学史。被学院派们编成三本书、须讲两三学期的西方经济学史说到底就这两句。学究们搞得那么复杂，要么是为了多赚几文钱，要么不懂金币和纸币的区别及对经济学的决定作用。

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是斯密，他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创始人。该理论建立在金币主导和以实业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主张充分发挥货币的交易作用，自由的货币交易在价值规律的约束下，能够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是凯恩斯，该理论同样建立在金币主导和以实业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但却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自由的货币交易必须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才能够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该理论建立在纸币主导和以资源为主角的经济时代，主张充分发挥纸币的交易作用，自由的纸币交易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新凯恩斯主义是一个较松散的学派，却也构成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半壁江山。该理论同样建立在纸币主导和以资源为主角的经济时代，但却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自由的纸币交易必须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问题的关键是，在弗里德曼那里，金币和纸币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是货币，而货币都是一样的，都有一样的权威和自由。无论在实业领域，还是在资源领域，都可以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可见，弗里德曼对货币自由的新开拓，恰恰迎合和助长了纸币时代的新疆域——资源金融。

据测算，从1973年到2006年，从事投机的纸币至少增加了200倍。弗里德曼却对此视而不见，一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货币投机辩护，甚至当投机在泰国、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已经明显地引发危机之后，他还依然故我。这些投机大量集中在资源金融及其衍生品。当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的垄断资本对它们控制的石油等自然资源索取比成本大10倍甚至20倍的高价时，他竟然摆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态度。难道这真的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支持芝加哥大学的原因？不知道这是否是大师的“虚伪”，但一定是大师的“缺陷”——不懂金币和纸币的区别，从而不懂资源金融和实业金融的边界。目前，全世界正在从大危机中吸取教训，正在干的最大的事情正是切割资源金融和实业金融。这一定是弗里德曼始料未及的。

时间再次证明：历史可以反复，但学术不可以重复。弗里德曼对斯密的重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历史反复的需要，但经不住学术的考验，满足不了历史进步的需要。要在严格区分金币和纸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

“超级病毒”如何传给大众

此次大危机前，新自由主义盛行，而且达成“华盛顿共识”。这套以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是造成此次大危机的学术和思想上的“超级病毒”。

新自由主义及“华盛顿共识”旨在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正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18至19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现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不合时宜，“往坏里说是误导”。

斯蒂格利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此次危机中人们将其称为“超级病毒” 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学术上的这一“超级病毒”是沿着纸币传给大众的。首先，货币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人们相信货币的力量，在纸币条件下就是相信纸币的力量，大大复兴了“货币拜物教”，人们再次为追逐货币而疯狂，彻底从二战之后短缺经济时代的“实物崇拜”中解脱出来。其次，西方政府巧妙利用了货币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直至此次危机前，西方将货币主义奉为“国学”。第三，随着石油危机和资源金融的异军突起，资源金融赚钱效应让人眼红，人们追逐货币的激情又反过来助长了资源金融泡沫。一批又一批的普通民众，把从实业中赚来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投进了各种资源金融产品和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中。货币主义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关心劳动和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了，关心股票和期货投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危机也就越来越近了。千千万万中小散户和资本大鳄一起，共同吹起了资源泡沫和资本泡沫。

Ⅳ 我怎么在剑桥吃饭

“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的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三十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是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他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得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钟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十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地区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4个半小时啊，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再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开始深深地怀念在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的。

Ⅵ 海耶克的简介

尼古拉斯·海耶克（Nicolas G. Hayek）
尼古拉斯·海耶克简介
瑞士钟表业的传奇人物、瑞士钟表的拯救者、斯沃琪集团创始人。
1928年生于黎巴嫩贝鲁特；
1940年移居法国；
1949年移居瑞士并获得瑞士国籍；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担任一些公司的主管；
1985年，他出任斯沃琪集团(SWATCH)的前身——瑞士微电子和钟表公司负责人。
2010年6月28日在工作中去世，享年82岁。
身为瑞士钟表之父的海耶克，自己也是一位艺术家，曾接受《和谐之家》采访，说到：“我曾经自己设计过斯沃琪的腕表。”而他身边的艺术家朋友们，也都是如雷贯耳的着名人物。上世纪80年代，俄罗斯着名画家夏戈尔(Marc Chagall)就住在他瑞士别墅的旁边，他们经常交流艺术。
海耶克老爷爷穿着也很有特点：颈间是爱马仕小动物图案蓝底色领带，系得松松的；手腕上总是同时佩戴着他最心爱的四个品牌的手表:Swatch、Omega、Blancpain和Brequet，一个也不舍得放下。

Ⅶ 我怎么在剑桥吃饭

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的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三十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是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他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得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钟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十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地区政治的走向问题。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